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两种类型之比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两种类型之比较作者：梅祖蓉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在政治文化研究中，问卷调查式研究难以深入政治行为的动力发生机制与发展根源，难以获取隐而不发的政治情感，难以充分关注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在解释力与研究范畴上具有局限性；心理文化分析法虽可弥补问卷调查式研究的不足，但存在主观性较强、缺乏信服力等缺陷。在鼓励而非排斥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同时，研究者对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都需抱有谨慎的态度。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来源于跨学科研究的两难及人性固有的复杂性与创造力，其前景在于正视其困境，重视跨学科训练，以问题为中心，提出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关键词：政治文化；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心理文化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政治文化研究在方法上分为两大类别：问卷调查式研究与诠释性研究。前者以阿尔蒙德与维巴所著《公民文化》为代表，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描述人们的政治态度、信念与价值观。后者依靠文献分析、实地考察、深度访谈、个案研究来理解和诠释人们的政治态度、信念与价值观，不以数据为最重要的依据，其中往往体现出研究者的大胆假设与想象，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刻的直觉与智慧。诠释性研究又包括从“价值体系与大传统的角度进行剖析”[1]7的文化解释学派和以精神分析视野进场的心理文化学派。在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诸如芮沃寿（Arthur F.Wright）、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列文森（ Joseph R.Levenson）等学者均可列在文化解释学派内；心理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要首推白鲁恂（Lucian W.Pye），此外，还有利夫顿（Robert Lifton）、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刘平鄰、孙隆基等；而以问卷调查式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学者则包括黎安友（Andrew Nathan）、史天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rhart）等。在上述关于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选择中，从一开始就受到较多批评且争议也比较大的是心理文化学派所采用的心理文化分析法。然而，近年来，针对问卷调查式的政治文化研究也出现了日益尖锐的批评意见。基于此，本文将对这两种研究方法各自的局限性与解释力进行比较，重在分析心理文化分析法的优劣，并进而讨论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与前景。 一、问卷调查式研究与心理文化分析法比较 如前文所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分为问卷调查式研究与诠释性研究，后者包括文化解释学派和心理文化分析学派。问卷调查式研究因行为主义者主张政治学研究应更具客观性、科学性而兴盛，用于政治文化研究自有其方法上的优势，比如能够客观地把握政治态度的分布状态与动态性的变迁趋势，更易于建立集体层面的政治文化类型学，在揭示政治文化与政治产出的因果关系时也更具体。遗憾的是，没有一种方法堪称完美，能够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且不提问卷调查式类型的政治文化研究在可行性上的限制（诸多以大规模样本调查研究技术获取硬数据的政治文化调查已经显示出问卷调查式研究的困难：花费越来越大，并且难以组织。像英格尔哈特那样连续20年跟踪调查数个发达工业国家政治文化变迁的工作，并非多数研究者所能承担的），以及在信度与效度上遭遇的质疑，单从其解释范围与深度来看，也需要依靠其他方法来协助解决。 首先，问卷调查式研究长于呈现政治态度与信念的“表现”层面，比如一些具体的政治态度及其在人口学上的分布状态，而对各种引发政治行为的观念与态度的内在心理“动力”机制与“发展”根源的分析，往往无力再作展开或深度开掘，易失于平面化。 第二，并非所有关于政治的态度、信念与价值观都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式研究发现。比如那些没有表达出来、隐而不发而又确实存在的情感，通过问卷调查往往难以获取，更不用说潜藏在“自我”之下的潜意识如何在问卷调查式研究中被分析。 第三，个体对政治的影响力被筛除在外。以大规模样本调查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问卷调查式研究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人格与政治行为的关系，但是，这类研究基本上属于集体层面的研究，个体的人格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解释项在各种变量中占据重要作用，个体的人格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往往因此被弱化甚至筛除，从而导致某些政治现象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尤其是在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非人格化组织对政府与政治的控制力不如政治领袖的政治体系里，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第四，即便在群体层面，问卷调查式研究亦有缺陷：对群体内部的冲突与差异解释不足。问卷调查式研究对某政治体系或群体政治文化共性的关注往往大于其内部差异的分析。然而，政治体系内部的文化差异度是否确实小于政治体系之间的文化差异度，还是一个很可质疑的问题。如果忽略对群体内部的冲突与差异的关注，不仅可能丧失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还可能导致对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