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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开创中国法理学的主题 摘要：从汉至清两千年间，经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终级依据。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如果把当代中国称为法治时代的中国，亦即法治中国，那么，从汉至清的中国则是“经治时代”的中国，亦即“经治中国”。“经治中国”实行“依经治国”。“依经治国”是由董仲舒开创的一个法理命题，同时也是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固有法理学的主题。根据董仲舒的论述，“依经治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依经治国是建构文明秩序的主要途径，君与民的关系、天与君的关系，都应当根据经来调整。这就是说，以《春秋》为核心的经充当了建构文明秩序、推进国家治理的根本规范，依经治国就是要发挥《春秋》作为宪法或根本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以《春秋》为核心的经，还构成了裁判个案应当遵循的具体规范或裁判规范。这两个方面表明，经奠定了从汉至清时期华夏文明秩序的底色，也塑造了那个时期中国法理学的主题，那就是“依经治国”。倘若要追根溯源，那么，“依经治国”这个命题主要是由董仲舒开创的。 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相对稳定，这种稳定的结构甚至被描述为“超稳定结构”。对于董仲舒的思想地位，《汉书·五行志》有言：“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蒙文通还从另一个角度论及传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相对稳定。他在《论经学遗稿三篇》中写道：“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华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两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基于以上分析，董仲舒开创的法理命题可以概括为依经治国。相对于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理命题？如何理解董仲舒开创的依经治国？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述。一、董仲舒与经的正式确立按照或依据某种东西（譬如神、刑、德、法、礼、乐，等等）来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建构秩序，乃是一个普遍性的议题。但是，依经治国却可以归属于董仲舒。从中国法理学演进史的角度来看，依经治国是董仲舒开创的法理命题，是董仲舒法理学的核心要义。要把握董仲舒开创的依经治国，必须理解这个命题中的关键词，那就是经。经是什么？经是什么时候兴起的？经是如何确立的？对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划出了一个时间上限：“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孔子看重自己的《春秋》，就跟一切严肃的著作家看重自己的著作一样———那些有使命感的著作家，都会看重自己的著作，都相信自己的著作能够“为天地立志，为生命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韩非的老师荀子那里，“经”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出现。根据《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于诵经，终于读礼。”依荀子之意，经与礼相对应，这就是说，礼显然不属于经的范围。那么，经是什么？就在《劝学》篇中，荀子紧接着告诉我们：“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我们再看近代。章太炎称：“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以此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十三经注疏》一文中写道：“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周予同是20世纪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代表性学者。他对经的解释颇有参考价值，但是，他的解释仍有可以商榷的地方，那就是经与经典的关系。在现代语境下，经与经典有本质的差异。譬如说，柏拉图或莎士比亚的著作都是经典，但不是经。《荀子》也是经典，但它也不是经。换言之，所谓经，必须是政府或官方法定的文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官方“加持”的程序，才能让一个或一些文本成为经。这个程序，就仿佛法理学上所说的立法程序。因而，说一部书是经典，主要是说它很重要，比其他书更重要；但是，说一部书是经，那就是需要遵循的文本，这是有本质区别的。简单地说，经对某个共同体有直接的约束力，经典没有直接而普遍的约束力。按照现代的法理学，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同样，经也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这是法与经的共性。当然，法与经也有差异。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现代中国或其他成文法国家，法主要是国家制定的；在传统中国，经主要是国家认可的。当然，不论是制定还是认可，法与经，都是国家意志、官方意识的体现。这就是经的本质，也是经区别于其他经典或其他文本的特质。这样的经，与文本的大小或长宽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周予同所见，严格意义上的经，在汉武帝时代之前，是没有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是汉武帝主持的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产物，是汉武帝主持的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