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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翁绘画之思解读 　　马里翁的绘画之思与其哲学理论即自身被给予性还原与他者现象学相符合。绘画作为一种可见，拥有与不可见缠绕的张力，马里翁称之为悖谬。悖谬根源于绘画的自身被给予性，给予性的来源是他者进而是上帝。偶像与圣像作为他者，是绘画的两个基本形象。偶像是可见的形象，其中心却是一种不可见。偶像是绘画的荣耀所在，它作为满溢现象，充实凝视，凝视亲近画作。但偶像作为凝视之镜会陷入困境之中。影像将自身造为偶像，呼唤着圣像的拯救。偶像以可见为基础，不可见为可见服务，他者仍有为自我规定的一面。偶像的背后是圣像，圣像以不可见为基础，可见为不可见服务。在圣像中，他者处于第一位，从而倒转了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圣像是饱和程度更高的现象，更大程度地诠释了自身被给予性现象学，最终走上了通向神学的道路。 　　马里翁；绘画；给予性；他者 　　J202A006507 　　法国现象学家对绘画的兴趣出于一种本性使然，梅洛庞蒂、德里达、亨利、南希莫不如此，这是源于绘画与现象学的某种天然关联，马里翁也不例外。在马里翁看来，“绘画的格外可见性已经成为现象的一个优先案例，因而成为思考一般意义上的现象性的可能道路。”①绘画与现象学的交锋建构了绘画的现象学之思。一方面，绘画作为通向现象学的一条路径，成为哲学运思的见证与范例；另一方面，绘画在现象学领域中获得思考，又拓展了绘画自身的研究维度。 　　一、 哲学根基及其在绘画中的运用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现象学自创立之日起，其内部就经历着不断的变更。在马里翁眼中，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都存在问题：胡塞尔虽然发现了给予性的秘密，却又将现象学的合法性限定于直观之内，造成体系内的矛盾；海德格尔虽然成功地走出了胡塞尔的体系，并认识到给予性的中心地位，却没有阐明到底如何给出这一问题。在给予性的探讨上，马里翁与法国现象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亨利较为相近。亨利在《物质现象学》一书中直接言明：问题“在于它们给予的模式，它们的现象性，不在于何物显现，而在于如何显现”②。对于这种给予模式的研究，亨利称其为生命或自身触及，马里翁称其为自身被给予性还原。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还原越多，给予越多” ③。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回溯到胡塞尔的意识论还原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还原之前，即进入自身被给予性还原之中。而意识或者存在都是被给予出来的，它们不能作为第一性的本源。如此一来，现象学首要的任务不再是返回实事本身，不再是返回存在之源，而是“观看自身给予者――给予者所给予的东西”②③JeanLuc Marion， The Crossing of the Visible， James K. A. Smith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ix； p. 1； p. 2.，现象学也就自然迈入了绘画之域。 　　自身被给予性还原必须要考虑给予性的源泉。自身被给予性是他者而非自我的呼声召唤下发生的自身被给予，于是，给予性的源泉便是他者。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自我的绝对优先性地位就难以撼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胡塞尔的意识最终指向作为极点的自我等，均没有走出这个圈子。现代哲学的他者理论反其道而行之，走向了与自我相对立的另外一极――他者，马里翁、列维纳斯等是其中的代表。胡塞尔发现了意识的意向性本质，马里翁则聚焦于意向性之缘起的反意向性。他者优先于自我，他者的反意向性已经在自我的意向性发生之前来到我的面前，呼唤自我意向性的发生。马里翁通过他者理论倒转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并进而用他者现象学代替了意识现象学。这个他者最终通向上帝之途，上帝是绝对的、最大的他者。这样一来，现象就并非意识及自我的构造，而是他者及上帝的给予。 　　马里翁的艺术理论与其哲学基础相符合。绘画作为哲学运思的范例，是自身被给予性还原的应用，并且这个给予的源泉就是他者（上帝）。 　　绘画是悖谬的发生，可见在不可见的恩惠中成形。画作是可见者，这似乎毋庸置疑，观者总要看见些什么。画作与其他的艺术形式如雕塑也有所不同。雕塑要求观者在观看时围绕它转动，从而发现它所隐藏的那些面；而画作因其平面性的展开，一开始便以全然的可见暴露于观者的面前。画作作为可见者虽是显而易见，但更为重要的是，画作蕴藏着不可见，不可见与可见的张力运作其中。这种不可见与可见之间的介入，马里翁称之为悖谬。悖谬一词源自基督教神学的启示。奇迹的发生便是悖谬，是本不可为而实际为之的叹为观止，如上帝创世，以色列人出埃及，圣灵受孕，耶稣行五饼两鱼使四千人吃饱的神迹等。耶稣本身更是悖谬的聚焦之处。耶稣是“仆人形式上的主人”②，因为他是圣子，是神，是真正的主人，同时他谦卑地为门徒们洗脚，以仆人的形式服事世人。耶稣是“人性中的神性”③，因为他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