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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良心教育价值 　　摘要：良心是一个极富教育价值的命题，受到古往今来一切有识思想家、教育家的关注。在当下时刻，最值得教育家们关注的良心要素是仁爱心(包括同情心和怜悯心)、是非心、羞耻心、感恩心、责任心和宽容心。这几个方面的教育成效对改造和重建国民心态具有不容忽略的价值。 　　关键词：良心；教育价值；仁爱心；羞耻心；责任心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4-0031-06 　　 　　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关于人性恶的思想时指出，性恶论“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因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显然，恩格斯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自有阶级以来，性恶论比性善论更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并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恩格斯是主张人性以及人性教育都应以追求“恶”为终极目标的呢?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在为人类的幸福奋斗，他们奋斗的目标恰恰是要消灭人性之恶，而要让人性之善的光辉普照大地，让良心的花朵开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无论在人性问题的看法上多么对立的思想家，都是以追求人性之善为终极目标的。寻找和构建人类的良心始终是人类的价值追求。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反复强调：“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语类》卷十三)朱熹在建白鹿洞书院时，亲手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个学规是指导学生修身为人的最高原则，师生相互遵守。周恩来先生在《我之人格观》一文中曾说：“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 　　在中国古代一部记载神话故事的《山海经》中的《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篇中，曾就君子国所在方位和特征进行过描述；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就采用其中“其人好让不争”这句话，写成了“礼乐之邦”的君子国。在君子国里，“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也不愧‘君子’二字”。在君子国的市场交易中，卖主力争的是要付上等货，受低价；买主力争的却是要拿次等货，付高价。《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反映了作者所生活的当时中国社会，市场盛行欺诈、贿赂风行的社会现实，作者试图通过君子国来表达他的“乌托邦”梦想。但是这些乌托邦的梦想却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愿望：追求善良。追求善良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永恒价值。古今中外，凡是对人类、对社会做出过贡献的，无论是哪一种宗教团体、哲学派别、艺术社团，无论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政党、哪一位有作为的思想家、艺术家，无不是引导人们向善的。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为善的先天图式；荀子则倡导“性恶”论，认为人与生俱来的先天图式是恶的，但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向善的，并且激励人们对良心的追求。可是这种对良心的追求，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却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拍摄的有关汉武帝的两部大型电视连续剧的开场戏的台词就可见一斑。两部大型电视连续剧：一部叫《汉武帝》，一部叫《汉武大帝》。《汉武帝》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汉武大帝》是进入21世纪以来拍摄的。有趣的是，这两部戏似乎反映出不同年代中国国民的心态。在《汉武帝》中有这样一幕开场戏：汉武帝对司马迁说：“你，是唯一一个不曾在精神上臣服于朕的人。但是，朕因此敬佩你。”显然在这里，是一个政治权威向一个历史良知表达敬意。可是到了新世纪的《汉武大帝》的开场戏中，则是司马迁在汉武帝刘彻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高呼：“万岁圣明!明见万里!臣就是一只小蚊子，鼠目寸光……”这又显然是历史良知在政治权威面前的自我跪伏和自我作践。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的良心在不知不觉中丢失?如果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GDP指数的增长是以国人的良心丢失为代价的，这是很可怕的，也是最可怕的。教育应当在拯救国人，尤其是青少年良心的过程中承担怎样的义务与责任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做人要讲良心”。那么，什么是“良心”?良心又有哪些内容?当前，我们的教育中还有多少“良心”?教育如何去发现、激活学生的“良心”?我们很少进行深层次的追问。我们认为，良心不是一个空泛的字眼，不是悬乎的口号，良心是可以分解和操作的。当然，对于良心的解读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此也不是要对“良心”做全面系统的理论探讨，而是仅从教育角度做一些诠释和分析。 　　什么是“良心”?良心其实就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