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docVIP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宋代史学以其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宋代史学表现出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两个发展趋势。这两大趋势之间既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 　　一　宋代理学的兴起以及理学思想逐步成为宋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代一些史家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道德性质，过分强调史学惩劝资治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宋代史学呈现义理化发展趋势。宋代义理派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荣经陋史。义理派史家欲藉儒家《春秋》学的义理思想褒贬世道风俗，宣称史学的本质在于明道。北宋程颢与程颐曾经告诉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思想指导读史，就会令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南宋胡寅撰《读史管见》，极力宣扬圣人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的思想，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用经义以断往事。朱熹更明确地说：史家治史如果不用儒家义理思想作指导，即使饱读史书，考古今治乱，研究典章制度，也会胸无尺度，无益而有害。他们把儒家经学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史学之上，认为研究历史无须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理论认识，而是强调依据儒家义理标准评判历史，然后才能看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规范历史研究，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笔削褒贬。义理派史家把儒家义理思想奉为圭臬，撰史强调文法，使历史事实屈从其笔削义例。欧阳修撰《新唐书·宰相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薨、诛、杀、死科条既殊，纪事难免不齐。吕夏卿撰《唐书直笔》，记载内禅、立皇太子、立皇后、命将征伐等事件义例繁琐，肆意褒贬，予夺之际，更加混乱。朱熹撰《通鉴纲目》，更是特别强调书法义例的重要性。《通鉴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然而设例愈繁，褒贬愈无定论。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想，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甚至为突出现实政治不惜歪曲历史，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历史观上是一种倒退，在历史编纂思想上没有价值，给史学发展造成极大混乱和危害。 　　——驰骋议论。义理派史家无视客观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势，也不考察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仅仅对历史作出道德评价，治史驰骋议论之风大盛，不少史家逐渐脱离历史事实而主观褒贬历史。欧阳修从儒家义理观念出发，认为冯道历事四代有亏臣节，置冯道于周世宗显德元年二月丁卯出任周太祖山陵使、而三月乙酉周世宗亲征北汉的事实于不顾，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出现周世宗厌恶冯道谏阻攻打北汉而任命他为山陵使的记载。苏轼评价战国时期燕将乐毅伐齐之事，把乐毅连续征战数年攻下齐国70余城说成破齐70余城后在莒和即墨城下屯兵数年不攻，得出乐毅以仁义感化齐人而造成失利的结论。这类议论褒贬的性质根本不是历史评价，因为离开历史事实而主观臆度发表评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尽情发挥，纵横驰骋，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当然就不再属于历史评价的范畴。 　　——感悟认知。义理派史家根据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儒家的义理思想视为永恒的真理，以为可以适应于任何历史时代。他们按照这种指导思想研究历史，只是根据抽象原则评论历史人物和社会现象，而对各个历史时代的不同特点和历史问题缺乏具体研究。程颢和程颐认为，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历史的发展变化不过是天理的自然体现。历史发展既然由永恒天理决定，那么史家的职责就是阐明贯穿其中的儒家义理思想。朱熹继承二程思想，进一步指出历史演变存在天理，古今社会历史虽然发生变化，然而天理却亘古不变。他们的认知方法是注重整体与感悟，笼统而抽象地考察历史，而不是运用分析和实证的治史方法，结果导致史学研究流于浮泛空疏的弊端。 　　二　在宋代，义理派史学虽盛极一时，影响巨大，但历史考据学在这个时期也同样取得了显著成就。宋代史学考据的领域相当广泛，特别到南宋时期成就更加突出，标志着宋代考据性史学的形成。宋代考据派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考异纠谬。宋代不论官修史书还是私人修史，多采用在史书正文之下附录注文以明材料取舍的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异著作就是北宋史家司马光所作的《资治通鉴考异》和南宋史家范冲所作的《神宗皇帝实录考异》。纠谬方面的代表作是北宋史家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吴缜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纪、表、志、传对比考证，揭出《新唐书》20类谬误和8条致误原因，胪列《新五代史》谬误200余事，考证虽有未尽合理之处，但纠正史书记载谬误的成绩是主要的。除此之外，宋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