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五代旷野鬼夜叉图像小议.doc

敦煌唐五代旷野鬼夜叉图像小议

内容摘要：敦煌地区的莫高窟和榆林窟盛唐至五代洞窟壁画，以及藏经洞出土绢画、版画、纸本画中，出现一些携抱童子的男性图像。通过比较犍陀罗、龟兹相关图像，认为这种特异图像为旷野鬼夜叉。继而检阅有关佛教文献，得知原本啖食童子的旷野鬼夜叉，被释迦佛降伏后皈依佛教。敦煌地区的旷野鬼夜叉图像表明，在当地夜叉已转变成庇护童子的善神。敦煌旷野鬼夜叉图像是在西域龟兹、于阗等地佛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在敦煌发展过程中又形成鲜明的地域特征。

关键词：敦煌；唐五代；旷野鬼夜叉图像

一旷野鬼夜叉图像遗存实例

敦煌地区盛唐、吐蕃及归义军统治时期（8—10世纪），莫高窟、榆林窟经变壁画的主尊像周围，通常配置高度程式化的鬼神部众，其中一些造型独特的携抱童子的男性夜叉图像，学界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藏经洞出土绢画、版画及纸本画中，各有1例造型相同的夜叉图像。以往图录解说往往将该夜叉图像当作鬼子母夜叉女的变体造型[1][2]。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在论述兜跋毗沙门天图时，则认为此夜叉携抱的童子是毗沙门天王的童子形化身，或是毗沙门天子之子赦儞娑[3]。笔者以为，该夜叉图像可能对应佛经中啖食童子的旷野鬼夜叉，且在敦煌地区被赋予守护幼儿的内涵，从而呈现鲜明地域特征。

基于学界刊布的相关资料，已知9例此类夜叉图像（附表1），一概为夜叉怀抱或托举童子的造型。该类夜叉作为随从眷属，或与其他鬼神一起簇拥在经变主尊周围，或作为主尊胁侍表现的。其中，壁画实例有6例，最早一例见于莫高窟盛唐第445窟北壁弥勒下生经变[1]，约为8世纪中叶遗作。主尊弥勒佛两侧各一胁侍菩萨，二菩萨身后各有十余位天人及鬼神，怀抱童子夜叉立在右胁侍菩萨眷属的后端（以物象自身为基准确定左右方位，下同）。该夜叉发髻呈一束火焰状，眼如铜铃，张开猿猴般大口，露出獠牙。夜叉用手臂托起的童子則端正可爱，偎依在夜叉胸间，形貌与恶煞般夜叉形成对比（图1）。

莫高窟中晚唐洞窟中此类壁画图像，愈加注重表现夜叉与童子的亲密互动情态。诸如，中唐第158窟西壁大型涅槃佛塑像脚后方的壁画，表现前来哀悼佛陀的天龙八部，队伍末端为手持日月的阿修罗和怀揣童子的夜叉[4]（图2）。该夜叉前额长角，口露獠牙，怀抱的童子手握绿色宝珠，两者宛如父子一样亲近。中唐第159窟西壁北侧壁画文殊变，该夜叉排在左胁侍菩萨身后，发髻如熊熊火焰，额上张角，口出獠牙。夜叉两手交叉紧抱童子，童子顽皮地用手指轻戳夜叉的左颊，天真烂漫的童子与悉心呵护的夜叉情态互动，造型自然又协调[4]图104（图3）。在中唐第361窟弥勒经变[4]图146（图4），以及晚唐第138窟维摩诘经变[5]（图5）中，该夜叉相貌及与童子互动情态，颇似第159窟的表现，此三例夜叉仅肤色有所区别。敦煌中晚唐壁画环抱童子的夜叉造型逐渐固定下来，从夜叉与童子的相互动作可以看出，夜叉对幼儿的守护职能被有意地凸显。

相似夜叉形象还见于藏经洞出土的一幅绢画药师净土变相中。该绢画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Ch.lii.003，尺幅巨大、保存完整{1}。画面居中绘药师佛及二胁侍菩萨的三尊像，菩萨身后均拱卫天鬼神部众，其中右侧菩萨身后鬼神队伍末端即可见一身怀抱稚嫩童子的夜叉形象（图6）。该夜叉站立在建筑物前面，延续一贯的凶恶造型，头发分两股向后散开，瞪着铜铃大眼，张开血盆大口。夜叉将童子抱起到肩膀处。童子左手伸向夜叉的脸颊。童子的位置及姿势与前述第361窟及第138窟的十分相似，由此推测绢画的年代应在中晚唐之间{2}[6]。

敦煌五代时期，该夜叉不再怀抱童子，而是改作单手向上托举童子，形成童子在夜叉手掌上舞蹈嬉戏的新造型。敦煌藏经洞出土五代曹元忠（944—974年在位）雕印版画（图7），左上附榜题“大圣毗沙门天王”，下部书写“大晋开运四年（947）”的发愿文{1}[7]。画面中央为托塔毗沙门天王，右侧侍立天女，左侧侍卫穿虎皮衣并执鼠囊的力士，左后方站立单手擎举童子的夜叉。该夜叉应为“天下一切杂类鬼神”之一，作为毗沙门天王扈从，明确具有护国安民的职能{2}。此版画印本现存十五件，分别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及大英图书馆。可以想象，由节度使曹元忠发心雕印的版画，在当时能够批量印刷并广宣流布，此夜叉护祐童子内涵应该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又如，榆林窟第35窟北壁通壁绘制大幅文殊变，在文殊菩萨身后表现天部鬼神，队伍最末可见托举童子的夜叉[8]（图8）。该窟存有题记“沙州工匠都勾当画院”，段文杰先生依此考证该窟修建于曹氏政权时期[9]，年代接近前述的雕印版画。另一例，藏经洞出土，大英博物馆藏，编号Ch.0037.a，纸本画残片（图9），其夜叉右手向上托举童子，左手挡在童子身后呈呵护姿态。童子双臂前伸，似欲跳跃或投入夜叉怀抱。该作品下部残损严重，夜叉下方仅存两身龙王及天神头部的一部分，因而难以确定主尊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