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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渠道的特征

0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渠道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户口制度放松，许多农村工人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民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内部发生分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就业主体和城镇化的主力军。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多人,占所有外出打工人数的60%。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的求职渠道仍呈单一化特征,“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方式仍然主要依赖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农民工群体存在显著的就业代际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期望值高、人力资本存量大,外出务工的目的更多是为扎根城市,而制度性和身份性约束却使他们难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位,仍然面临求职渠道不畅、工资收入低等困境,从而无力承担个人和家庭向城市移民、生存、发展的高额成本,无法实现向市民的根本转变。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求职行为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揭示这一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现状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制度供需矛盾,也可为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高效高质就业和有序实现“市民化”提供认识依据和决策参考。

国外关于求职渠道的研究所关注的群体已涉及主要劳动力市场上不同年龄阶层、职业类型和国籍的人群,并日益转向流亡者和移民、族裔群体等边缘群体。相关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工作经历、年龄性别等人力资本情况,家庭结构、邻里关系等社会资本特征,以及地区就业率、待业人数等市场环境状况,均对边缘群体求职渠道选择有影响。

国内对求职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关注。针对后者尤其是针对老一代农民工主要依赖血缘与地缘关系求职的现象,衍生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网理论”进行根源性解释,认为农民工的求职行为是“一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已有学者关注到农民工在求职渠道上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电子网络、中介机构等渠道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但总体上相关研究不多,且局限于调查时点。对农民工求职渠道抉择因素的研究,侧重于关注个人特征和社会网络、非正规中介作用和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对求职方式的影响,对行业、职业等市场因素的探讨较少。

本文旨在考察两个方面的问题:(1)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相比,求职渠道存在哪些特征?伴随求职经历增加具有怎样的演化趋势?(2)从求职渠道有效性和获得的可能性角度出发,除了个人、网络特征,职业、行业等市场因素是否会影响求职渠道类型的决策?

1数据和研究方法

1.1外来工调查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户籍、在城镇就业的群体”,研究对象为跨县(区)流动的农业户口新生代打工者。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于2009年7月开展的“2009年珠三角城市外来工调查”,该调查访谈对象为跨县(区)流动、非全日制本科学历及以下的打工者,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九市中的样本量分配以外来人口在这些城市中的人口比例为根据,控制了性别、行业和地区分布,共发放问卷1806份,回收有效问卷1766份。本文按照农民工身份的农村户籍定义,从1766个中筛选出1389个样本,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样本规模分别为883个和506个。

1.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渠道的类型及解释变量

求职渠道类型是求职者在区域宏观劳动力市场和求职者本身各种条件约束下的决策,也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追求最大化收益目标的行为表现。经济学者以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信息搜索需花费成本为前提,认为求职渠道的决策存在着“工作搜寻”(JobSearch)的边际成本及边际收益之间的均衡。VolkerSchue6c0er、MurrayLeibbrandt等学者提出了求职渠道(SearchMethod)类型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认为个人、社会网络特征影响了某类求职渠道获得的可能性。其分析侧重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角度进行解释,却忽视了不同渠道自身有效性对决策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属性对求职渠道决策的影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已经得到了实证,但对于身处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则少有涉及。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遵循决策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兼顾求职渠道的有效性(受到单位招聘方式、渠道传递信息能力的影响)和获得的可能性(自身资本的占有),最终决定其求职渠道的类型(图1)。而这一决策过程受到个人因素、网络因素和市场因素三个方面的影响,解释变量的描述说明见表1。

模型中涉及到3个方面的解释变量:

个人属性。包括学历、年龄、婚姻状况、非农就业个数和迁移距离。这类变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对不同渠道的使用能力、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