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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育理念下的NGO实践

作者：暂无

来源：《环球慈善》2011年第4期

梁晓燕，“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她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投身NGO。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并不知道“NGO”是什么意思。梁晓燕一直在这个领域开拓，并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到她一直关心的教育事业上，成为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

2004年诞生时的西部阳光只是一个草根公益组织，而今，它已经成为教育类NGO中颇有名气的非公募基金会。在这一过程中，西部阳光经历了自己的转型，而来超也完成了自己的转型——从当年的支教志愿者成为西部阳光的副秘书长。

这些公益人在坚守中不断前行。他们坚信，NGO能够产生令这个社会有所改进的力量。

新形势下的农村教育

环球慈善：能否先介绍一下目前国内从事教育类的NGO有哪些类型？

梁晓燕：对中国教育类公益组织进行定义还有些困难，我只能试图给出个大致分类。

第一类从慈善和关怀的角度出发，提供外围支持，以资助贫困生和贫困老师为主。

第二类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如帮助学校建校舍、建图书馆、捐助文体设施等。

第三类是开发和提供多元教育资源的组织。这是教育类公益组织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其中有相当部分的长期和短期的支教助学类志愿者组织。这些组织从不同的知识、学科、关怀背景出发，提供多元的教育资源、课程和课外活动。

第四类是提供教育专业发展与技术支持的组织。它们进入学校教育的主体过程，致力于教学共同体建设。如教师培训、新技术应用、教学方法改善、管理提升等。

还有一类是致力于公众倡导和公共政策影响的组织。它的工作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关注教育政策和相关公众话题，扩大媒体传播，推动公众参与；二是以调查、研究、传播带动行动，致力于改善教育的宏观环境。

环球慈善：中国的公益机构在教育领域内的实践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从发展态势上来看，这些年有何变化？

梁晓燕：当代中国，教育发展（尤其是农村教育发展）呈现极大的不平衡状态。一直以来，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源汇聚的制度性障碍，教育需求始终旺盛而教育供给则以“短缺”为主要特征。零星的个人和同伴实施的教育公益行为，在民间始终存在，但作为有组织、有资源投入的教育公益实践，大致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

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希望工程”的传播效应，公众的眼光和思考被引向教育发展最薄弱的人群，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儿童和在城市流动的儿童。这个阶段，教育公益组织的大部分工作还是围绕着缓解资源短缺而进行，无论是资金、硬件、教师、教学软件等；后期，国家教育政策变化，政府投入大规模增加，短缺，尤其是教育硬件的短缺已得到有效缓解，义务教育的资金投入有了保障，“上得起学”的问题基本解决。与此同时，基础教育行政化的趋势亦日益明显，教育目标单一、僵化，偏离受教育者需求；如何使儿童“上得好学”这一问题逐渐突出，教育品质亟待改善。前两类NGO的需求减少，后几类NGO的重要性突显，这是近年农村教育的新形势。

NGO行动的意义

环球慈善：在农村教育硬件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NGO的教育实践有哪些意义？

梁晓燕：首先在这个领域内“开荒”的，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的“春蕾计划”等。他们展开大规模宣传、筹资行动，把中国教育的巨大不平等状况呈现在社会面前，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也开拓着民间公益资源汇聚的新渠道，使主要针对教育硬件支持的公益行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当然，NGO的意义不仅仅在此，更重要的是带来教育的多元化理念。

环球慈善：曾听一位在西部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说，她的初衷并不是改善农村教育状况，而是觉得城里的学校已经被“彻底污染”，根本没有空间去实施自己的教育理念。农村落后，但正因为落后相对单纯，还有得救。

梁晓燕：她有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如今，社会上主流教育理念强大到几乎可以屏蔽一切，因此，多元化的民间教育理念对整个中国教育体制的改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目前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中，没有实现的空间。在西部农村，这样的空间也在变小。

环球慈善：为什么？

梁晓燕：因为随着撤点并校工作的进展，农村的基层学校、小学校越来越少，学校越来越大，管理越来越僵硬，行政化越来越严重，民间组织能够进入的通道也越来越窄，那些以支教为主的NGO的工作空间正在萎缩。

环球慈善：NGO之于农村教育的意义也日渐式微吗？

梁晓燕：不能这么说。从总体趋势来说，NGO的工作空间变小，但对具体公益组织，并不是没有空间。现在中国的教育类公益组织并不多，农村教育空间还是能够找到的。但十年后，如果公益组织大量涌现，这个问题可能会突显出来。

与研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