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家对汉初道德伦理观念的整合.docxVIP

汉代经学家对汉初道德伦理观念的整合 余英石在《学者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汉代儒家思想的用处主要体现在人们的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属于今天的所谓文化和社会范畴。这是一个长期的微妙过程。所以它比形式更重要。人们比法庭更多，习俗更多。”。”笔者认为,这种在人伦日用方面潜移默化的过程,应该开始于儒家思想成为西汉国家意识形态和董仲舒对忠孝伦理进行理论整合之后,是长期的政府提倡和相应的制度制定而使然。董仲舒的道德伦理整合的成果,使政府在强调忠孝观并向全社会推行这一观念时有了一套可以依赖的理论,各项制度的制定,也因此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此一来,儒教在汉代社会才产生了积极的效用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下文将对汉代的忠孝伦理状况、董仲舒对之所作的理论整合以及汉王朝的忠孝伦理制度等展开论述。 一、 孝其字的解释 忠、孝观念产生于先秦时期,是在宗教性的敬天法祖思想伦理化过程中,在世俗社会层面产生的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从忠孝观念产生的时间上来看,孝观念的产生要早于忠的观念。“孝”字最早见于殷卜辞中,形似一名老人手拄拐杖、弯腰弓背,上老下小的服侍形状。从《尔雅·释训》中“善事父母为孝”和《说文解字》中“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对“孝”字的解释可以看出,孝的最原始意思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一种尊敬和侍奉,是宗法社会下血缘家庭内部的一种家庭伦理道德。与孝观念相比,忠观念的出现要晚很多。在已经考释的《甲骨文编》中的900余字中尚看不到“忠”字的出现,甚至是在现存西周时期的文字记录中也没有忠观念已经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产生的确切证明。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忠观念应该产生并开始流行于春秋时期,是随着春秋时期人本思想的产生,人们将对天的信仰逐渐转移到对世俗社会中的君主的信仰的一个结果。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儒家的极力倡导以及对敬天法祖思想政治化的推动,忠、孝观念在社会上已基本形成了“孝亲”“忠君”的共识,成为了两个重要的政治伦理观念,如成书于战国时期1的《孝经》便已经有了“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4之说。 二、 汉初统治者的忠、孝观念淡薄,对臣的态度相对淡薄 在西汉王朝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西汉统治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和统治的长治久安,对忠孝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大力的宣扬。从统治者自身来看,刘邦在与项羽争霸的过程中,首先借项羽放杀义帝楚怀王之机,摆出了一副忠君报君的姿态,亲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8,以缟素之兵,浮江南下,收罗众诸侯王,向放杀义帝的项羽进攻,一举夺得天下。西汉建立,刘邦登上九五之尊的皇位,其老父以“帝,人主,奈何以我乱天下法”15为由,向刘邦行人臣之礼,而这时即便刘邦心里很肯定这一说法,但仍是按照孝道伦理而下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15,以此向世人做出孝子姿态。与此同时,刘邦为了提倡忠君思想而不惜背上恩将仇报的骂名,他对在楚汉战争中屡次对自己手下留情的项羽大将丁公进行处决,而将对自己穷追猛打、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的项羽大将季布却进行赦免。这一广为流传史实告诉我们,刘邦对提倡忠道的心情是多么急迫了。 尽管汉初统治者对忠孝思想进行了大力的倡导和宣传,但由于战国以来战争对社会结构的破坏以及秦朝政府在乡里建设上过分强调法制,而忽略了“宗法”“教化”等柔性伦理对基层社会的调和、凝聚作用,使得汉初人们思想中的忠、孝观念还很淡薄,并未达到统治者所要求的理想高度。 首先以忠为例,忠节在西汉人臣中并没有太强的观念,他们也不以背叛刘汉王朝为耻。据统计,从西汉开国(公元前202年)到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1年)的60年中,诸侯王的反叛次数达17次,其中最初分封的8位异姓诸侯王中,除了衡山王吴芮因死得较早外,其他7位诸侯王或是起兵造反,或是叛逃匈奴,可见忠观念在汉初人臣中的淡薄。同时对于统治者而言,尽管他们一方面不断强调忠君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对于人臣的不忠行为,处罚却显得比较宽容。例如汉高祖八年冬,赵相贯高等人因为汉高祖不能礼遇赵王而谋反,后被发觉逮捕,并也将赵王逮捕,对于这一谋反行为,汉高祖的处罚结果是“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16。景帝对于吴王刘濞等人的七国叛乱的处罚也是“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为宗室”35。由以上可以看出,汉初统治者对于臣下的叛乱可谓是见怪不怪,对于臣下的叛乱惩罚力度也可谓是宽容至极,统治者的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忠君观念的加强。 其次以孝为例,孝作为比忠更为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