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的和平与失败《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docx

大东亚的和平与失败《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 《爱情》是一部根据周树人在年轻时在长崎医学特殊学校学习的原型小说。不可否认, 即使是在以事实存在的名人、并且是外国人、是与作者职业相同的小说家为原型这层意义上, 《惜别》在太宰治的作品中也是最具特色的。而且, 《惜别》与当时的时代状况具有特殊关联, 不仅是作为太宰治的小说, 即使是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 其中也含有不得不视为异端的成份。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略做探讨。 关于《惜别》与大东亚会议五大宣言的关系, 尾崎秀树已经发表了题为《大东亚共同宣言与两部作品——〈女人之一生〉与〈惜别〉》 (收入《旧殖民地文学研究》) 的论文, 实证性的事实考察已经被这篇论证缜密的力作穷尽。所以, 这里以尾崎的论文为根据对《惜别》的写作背景略作描述。 在“大东亚战争”进入迷狂状态的昭和18年 (1943) 11月, “大东亚会议”于5日、6日两天召开, 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这次会议是以号召“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为中心、集中了中国国民政府 (汪精卫政权) 、泰国、满洲、菲律宾、缅甸等六国代表的“国际会议” (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S.C.鲍斯作为观察员出席) , 会上公布了东条英机首相赢得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基本见解, 各国代表在发言中对于日本的“大东亚政策”也表现出赞同、合作的态度。而且, 大会最后全票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 然而, 美英为了自己国家的繁荣, 压迫其他的国家和民族, 特别是对于大东亚采取贪得无厌的侵略和榨取, 企图实现其将大东亚变为自己隶属的图谋, 以至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安定的基础。大东亚战争发生的原因即在于此。 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将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 期待着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建设大东亚, 进而确立世界和平。 接着, 又宣布了所谓的“五大宣言”, 概括起来就是大东亚各国“共存共荣”、“独立和睦”、“文化勃兴”、“经济繁荣”、“贡献于世界进步”的五原则。仅将与《惜别》相关的第二条原则列举在这里, 就是∶“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自主独立, 奉献互助友爱的果实, 确立大东亚之亲睦”。 为了“创作、出版具有规模宏大之构想的小说、向大东亚各国国民宣传皇国的传统和理想、用共同宣言的大精神浸染他们”, 日本文学报国会决定向小说家提出创作要求。《惜别》就是接受这种请求、以“大东亚共同宣言”的“独立和睦”原则为主题创作出来的作品。不仅是小说, 在戏剧文学、评论、随笔、短歌、俳句等其他文学体裁方面, 同样的尝试也在进行。小说方面, 为了创作分别表现五原则的作品和从整体上表现共同宣言的作品, 六名作家应邀执笔。不过, 实际上进入创作并发表出来的作品只有小说部门太宰治的《惜别》和话剧戏曲部门森本薰的《女人的一生》两部作品。 《惜别》这部小说在太宰治的作品中不言而喻, 即使是在日本近代文学当中, 作为具有罕见的创作动机的作品所蕴含的意义, 从上述事情中就可以明白。但是, 因此认为《惜别》仅仅是由于他律性的请求而创作的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太宰在战争结束后的昭和20年 (1945) 9月才终于出版的《惜别》初版本的“后记”中这样写道∶“这册《惜别》确实是应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进行创作的小说, 但是, 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面的请求, 总有一天我也会试着写一写。搜集材料和构思早就进行了。” 太宰治所谓的对《惜别》的主人公周树人、即中国的人文学者鲁迅感兴趣大概并非虚言。奥野健男在新潮文库版《惜别》的解说中这样写道∶“我认为热爱普希金、契诃夫的太宰对鲁迅这位中国先驱性的文学家、隐含着知识分子的孤独和自我意识的含羞的文学家抱有特别的亲近感。而且, 阅读了友人小田岳夫的《鲁迅传》, 他感到了‘和自己一样’这种更深一层的亲近感。昭和十八年前后开始搜集材料, 同时向小田岳夫请教, 大致的构想在昭和十九年完成。” 根据这类观点, 可以认为, 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不过是太宰动笔写作的契机。就像出版社或者编辑人员的约稿在很多情况下成为文学作品创作的契机一样。但是, 无法否定的是, 《惜别》的创作依然有“大东亚之亲睦”这一给定的命题·主题的巨大投影。浦田义和将此分析为《惜别》中“公”与“私”的冲突 (《太宰治——制度·自由·悲剧》) 。就是说, 宣言中大东亚“独立和睦”原则的主题化这一“御用小说”的侧面是该小说中的“公”, 它与“文学”本来具有的“私”的东西磨擦交错、引起冲突。——浦田试图在这一框架中阅读《惜别》。 不妨这样说, 到目前为止, 尽管讨论《惜别》的论文与讨论太宰其他作品的论文相比明显少, 但基本上都是这样理解来自外部的“公”的请求与太宰自身“私”的、“内在”的东西的冲突。这种理解成为主流。即认为“大东亚之亲睦”这个“公” (=政治) 将作为“私”的“文学”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