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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启蒙意识与伦理崇拜 一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化心理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最终崩溃时期。其封建的正统思想与启蒙的异端思想的分化和对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 中国的艺术和美学受制于政治的需要和哲学的观念,从来都十分重视艺术的政治教化功用。汉儒提出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更成了封建社会文艺美学的基本原则。清人纪昀在《雪林诗钞序》中就说过:“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 这是一个以血缘心理为基础的、以伦理崇拜为特征的重理的美学原则。重理与重情的彼此消长的矛盾,也就成为贯穿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基本矛盾。 我国的封建社会,以闭合体系的形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理就是伦理,理就是礼。而情则总是与人的个性、利欲相联系的。《孟子·滕文公上》:“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赵歧注:“其不齐同,乃物之情性也”。这里明确地把情解释为事物的个性。而理则是指共性,这样,缘情的审美观念的发展又常常带有程度不同的非正统的色彩。而在正统的文艺美学之中,礼义的理性是君临于个体的感情欲求之上的神圣原则,一切文学艺术都必须成为名教、经义的载体,传播人伦的媒介,审美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伦理道德的价值。 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古代美学中才开始出现了社会、历史所创造的新的具有启蒙意识的美学思潮。这一新的美学思潮,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旧的历史负累,但大都具有艺术革新的精神和思想解放的意义,贯穿着个性解放与人性欲求的启蒙意识。对伦理崇拜的古典美学,特别是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从自然人性论出发,以主情论为旗帜,针锋相对地与正统的美学思想相抗衡,为中国古代美学增添了新的基质。 文情论就是这股美学新潮的核心范畴。李挚的以“童心”为内容的主情审美观念,率先打出了这叛逆的旗号,他强调: 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之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又非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也。 ——《读律肤说》、《焚书》 他认为人的本性常情就是礼义,就是道德,就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在自然情性之外并不存在所谓礼义,不要受外在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他把情性与自然融合一体,情性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情性。自然地表现人的本性常情就是善,也就是美。他在《焚书·读若无母寄书》中还指出:“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至情”就是文艺作品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与“发乎情,止乎礼义”形成对立。它以情制理,代表了觉醒的“人欲”与僵硬的“礼法”的斗争。 中国美学史上的首开风气的启蒙美学思潮就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为基本出发点,浩浩荡荡,奔涌而前。世称公安派的“三袁”和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都曾深受李挚的影响,并与其主情论同声呼应。 “三袁”作为当时文坛上的革新闯将,提出了“性灵说”与李挚的“童心说”互为呼应。他们提倡“独抒性灵”,要求诗人不受任何束缚地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袁宏道认为:“情至之语,自能感人”。他们要求诗文创作要有自然之“趣”、“韵”。并特别指出:“入理愈深,然趣愈远矣”。“理绝而韵始全”。这些都足见公安三袁与李挚同道,都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挞伐。 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师承泰州学派的思想家罗汝芳,并与李挚友善,又与尊李挚为“心师”的公安三袁交厚。他曾尊奉以禅宗反对程朱理学的达观大师和李挚为一“雄”一“杰”。他的“主情论”的戏剧美学观,则更鲜明地表现了“情”与“理”的对立。他在《寄达观》中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情与理的矛盾存在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宋代理学诞生以后,更以“理”来扼杀人的正常情感,使这一矛盾日益尖锐突出。汤显祖以人情断然否定“天理”,对封建礼教具有鲜明的批判意义。 清朝的建立,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以李挚为代表的明代启蒙美学思潮似乎消歇了;但一大批进步的民族志士,从明亡的深沉反思中,对封建统治的得失兴衰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总结和批判,汇成了一股新的以注释群经的方式来反对程朱理学的启蒙思潮。他们的美学思想的基本理论范畴却依然是文情论,只是显得更为老成持重,更具有理论的力度,带上更为鲜明的时代色彩。他们之中的“坐集千古之智”的思想家、美学家王夫之的诗学,就具有哲学与美学高度融合的特点。他和李挚等一样,也认为诗歌是人的情感的表现,是人的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说理的工具。他说:“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船山遗书·古诗评选》卷四,上海太平洋书店1935年1月版)他把“诗以道情”看作是诗歌艺术与哲学、历史、政治等学术著作相互区别的基本特征。但王夫之没有把情和理对立起来,加以绝对化。他既把情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