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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在新丹参幕墙中的作用 一 研究问题与案例研究综述 近年来，创意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关注，对创意和创新的需求也引起了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本身被广为研究, 但是提升创意性的举措本身却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此, 如何采取措施积极提高创意性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笔者对丹麦电影的发展以及影片的具体摄制过程进行了一系列案例研究。研究过程中, 笔者与丹麦电影协会 (DFI) 得以接触。丹麦电影协会是一个国立机构, 旨在发展丹麦电影事业;该机构是丹麦电影业的最主要投资人, 其决策大大影响了丹麦的电影业。丹麦电影协会的拨款有三种方式:商业导向性拨款、艺术导向性拨款及鼓励创新的“新丹麦荧幕” (NDS) 计划。本文考察了“新丹麦荧幕”的操作模式, 阐述了旨在增强电影创意性的新举措的特点。 据笔者调查, 制片商纷纷称“新丹麦荧幕”计划及丹麦电影协会的一系列决策失误限制了电影的发展。然而他们也承认, 丹麦电影协会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帮助、支持与鼓励。因此, 本文拟探讨机构性干预是否能够避免因阻碍创造力而与初衷背道而驰。本文考察了机构代表如何满足创意性的要求。通过对“文化中介”概念的实证性研究, 本文为机构代表如何扶持创造力提供了建议。 创意产业研究与电影研究一般认为, 个体创造力与机构之间总是难以相容的。这一观点基于对创造力的一般认识——创造力是属于个人的, 机构对其并无贡献。但艺术社会学、创造力研究、创造力管理及组织创意学等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7,8,9,10,11,12,13,14]这些研究显示, 创造力不是孤立的、纯属个人的, 而是被外界因素影响的集体行为。本文将从这种观点出发, 探讨电影顾问的职能问题。 本文的实证基础是对丹麦电影摄制的一系列案例研究。从2006年到2007年的一年时间内, 笔者跟随五个电影摄制组, 参与其拍摄过程, 观察、采访并阅读大量资料 (大纲、剧本、经费申请书等)1。在研究过程中, 笔者发现电影顾问在摄制组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 本文试图探讨“新丹麦荧幕” (NDS) 计划的电影顾问是如何行使这一角色的。 二 “新斯德哥尔摩”计划资金来源:从“前现代”到“成功历史” 自1972年创立以来, 丹麦电影协会一直聘请“电影顾问”负责经费分配。按照丹麦的文化政策, 这些人员从政治和经济上独立的资深电影人中产生, 并会不断变动以保证公平与高效。1989年以来, 在这一方案之外又补充了“60∶40方案” (即丹麦电影协会最多负担制片费用的40%;这一方案的前身为“50∶50方案”) 。“60∶40方案”的经费划拨方式根据影片能否吸引大量观众 (17.5万以上)来决定。因此, “60∶40方案”是一种商业导向而非文化导向的方案。这样的方案只资助故事片, 并且常常被批评只选择熟悉稳妥的题材, 而不去碰那些实验性的、冷门的题材。为了鼓励艺术创新与电影新人, 丹麦电影协会从1994年至2002年执行了一项全力资助电影短片的计划。这一计划完成之后, 另一项新计划——“新丹麦荧幕”浮出水面。 “新丹麦荧幕”计划启动于2003年, 处理了一系列与制片商在合作合同上的纠纷之后, 2004年这一计划开始全面运作。与以往的资助计划不同, “新丹麦荧幕”计划不仅支持电影短片, 同样也支持影响力更大的故事片。 “新丹麦荧幕”不同于之前的“60∶40方案”等计划之处在于“新丹麦荧幕”在选择资助影片时, 不仅考虑其题材, 也明确表示, 电影人才是其考察的重要方面。经费的申请人必须是“杰出人才”, 在电影摄制方面表现突出, 热衷于艺术探索和创新。此外, “新丹麦荧幕”的主流是低成本小制作影片;该计划资助的故事片平均每部投资成本约为4000万丹麦克朗 (合130万欧元) , 仅为丹麦故事片平均成本的一半左右。截至2006年底, “新丹麦荧幕”计划共资助50部影片的运作, 并资助了其中36部的拍摄 (11部为故事片, 25部为电影短片)。到2006年底, 其中的3部故事片上映, 全部都取得了很大成功:《肥皂》 (A Soup) 获得2006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故事片奖, 动画与真人结合的《公主》 (Princess) 成为2006年戛纳电影节开幕影片, 而融合了纪实与虚构成分的《荧幕之外》则入选2007年圣丹斯电影节参选影片。 这些成绩使得“新丹麦荧幕”计划成为丹麦电影兴盛愿景的象征。可以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丹麦电影经历了一股“成功浪潮”。首先, 丹麦电影接连获得各种电影节奖项, 赢得了国际认可;其次, 丹麦电影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在欧洲国家中与法国并列第一 (2005年达到了30%, 1999年至2006年平均为26%)。 “新丹麦荧幕”计划帮助丹麦电影获得了各大国际电影节的认可。因此, 人们对于这一计划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