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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文化学”的学科建构，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一般进程中，成为多少有些异样的特例。它以学术史的问题形式而展现近代文化思想变迁的多维面相。与其他现代学科在中国的境遇相比，“文化学”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发展”之势，这是近代以来在西学驱动下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发展的结果。知识自觉（“文化学”的学科自觉）是文化自觉（民族意识觉醒和对中国文化历史地位的自觉）的派生，近代中国社会恰好提供了这一具体学科转型的土壤。
绪论 从学科史透视思想史1950年12月，钱穆由香港到台北，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做了连续4次共8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构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文化学大义》。这是钱穆自抗日战争时期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后，再一次对“文化学”做系统的讨论。他在演讲中说：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文化”二字，现在已成口头禅，时时听人讲到，处处看人文章上写到，但至今还没有正式成为大学一学科。然亦早该是需要正式成立这一学科的时候了。我们本来没有社会学，因我们需要有社会学，社会学终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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