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袁可嘉 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pdfVIP

臧棣:袁可嘉-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 40 年代，在中国自觉地遵循现代主义诗学原则从事诗歌批评的人寥寥无几。袁可嘉和唐 湜可以说是其中凤毛麟角的代表人物。两人同是“中国新诗”派的主要干将，也被公认为是 这一流派在诗歌理论和批评上的代言人。作为批评家，两人都竭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一 场自觉的“与西方现代派不同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①］奠定理论基础。两人所 接触的现代主义的知识范围也极其相近，绝没有我们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来探讨时所面 对的界说混杂的问题。但如果细心辨析，我们会发现两人在对待他们讨论的诗歌问题上所持 的现代主义态度和所显示的批评抱负还是不甚相同的。唐湜更注重他的批评是否体现了一种 完整的知识见解，并且多少认为这种见解的完整性反映着批评家的生命质量。这种把批评视 为生命或灵魂的艺术的观念，是对李健吾的《咀华集》所倡导的印象主义批评的承续。在批 评方法上，唐湜偏重于把现代主义诗歌观念涓涓地融入对诗人和作品的具体讨论，并尽可能 在文体上显得“潇洒优美，文采斐然”［②］。唐湜这种讲究文体的批评风格有时也让人觉得 他对批评家的个性倾心过甚。与唐湜着眼于细部解读的批评倾向不同，袁可嘉的批评则侧重 于在当时迫切而又不容含糊的诗歌问题上展开旗帜鲜明的论述。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 年代的命运，有一种敏锐、焦灼而又不无自信的感受。这使得他的批评语气比唐湜要显得急 切、强硬、尖锐，并时常流溢出一种决断论的色彩（这种决断论如今已受到彻底的质疑）。他 对现代主义诗歌知识的掌握，按40年代的标准，也令人欣慰。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们把 袁可嘉作为4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批评家的原因在于，他的批评在方法上显得更 加系统，在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向的洞察上，还显示出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眼光，虽然并 不总是那么稳定。更重要的是，他敏感地、富有针对性地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 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提供了自己独到的有时是相当精辟的见解。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袁可嘉的诗歌批评标志着40 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现代主义向度上所 达到的最高水准。这种评价也许会受到质疑。人们很可能会由于袁可嘉同西方现代主义批评 的关系太亲密，从而把他看成是现代主义批评（主要是新批评）的中文翻版加以贬低。就象 雷纳·威勒克借着柯勒律治与德国浪漫派美学的血缘关系而贬低柯氏的重要性一样。［③］在 评价袁可嘉的批评所包含的理论价值时，我们也会遇到威勒克在柯勒律治那里碰到的难题。 但是如果我们把袁可嘉严格地视为一个诗歌批评家，而不是一个诗歌理论家，那么我们就不 会过于挑剔他对现代主义批评的皈依（这种皈依有时又会因对现代主义批评观念缺少全面深 入的理解，而显得象一种草率的信仰）。毕竟，袁可嘉比他的同代人更系统地显示了运用现代 主义原则的批评能力，更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袁可嘉的批评并不单纯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回声，当然，把它说成是对后者在中国的理论 发展同样是不恰当的。比较公允的看法是，他运用现代主义的诗歌知识，发现并论述了中国 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课题，其中有的甚至关涉到整个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趋向。 他的批评并不是空洞的引经据典，而是饱含着一位敏感的诗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可 能性的洞察。 一 40 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主要面临两种观念上的压力。在试图减轻或抵消这两 种压力时，袁可嘉的批评也相应地呈现出两种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当时意识形态色彩浓重 的现实主义诗歌观念，它截然否定在中国进行任何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合法性和可 能性；它有关诗人的现实意识、时代感、历史感、政治意识，以及诗歌的社会功能的现实主 义的解释，深刻地影响了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新诗的走向。袁可嘉的批评并没有规避上述 这些似乎已由现实主义诗学得出了确凿结论的问题，而是以相当篇幅就这些问题重新展开讨 论，提供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解。并且，袁可嘉依据中国现代诗人的处境和所面临的问题， 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必要的修正。他这样做的理论意图绝非象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试 图展示一种“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相结合的诗论”，［④］而是想避免那种“起于对本身及对方 的基本精神的认识不足”［⑤］的批评效果。如果说在文学的总体观念方面，袁可嘉确曾一 度试图在他所区分的“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大抵上可对应于现代批评史上所界定 的文艺自由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之间“寻求协调的可能”，［⑥］那么在诗歌问题上，袁可 嘉始终坚定地相信现代主义要优于现实主义。这从他所提出的调协方法上便可以体味出来。 所谓“协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