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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理论视角下的古文书档案思想及其发展路径 摘要：数字时代下的古文书学档案思想和档案后保管思想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档案学发展路径，使得当前以“三位一体”为主要内容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在司法行政和文化社会两种语境下产生一定的错位。本文主要采用比较理论研究方法，引入组织理论，建立了正式、非正式组织—沟通的四维分析框架，将古文书学档案思想和档案后保管思想的实质放置在上述框架下进行阐释、对比并作一致化理解。论文在此基础上探讨档案学基础理论适应性发展问题，从认知理论和方法理论相统一的角度提出一种可能性，认知理论研究从档案管理经验归纳延伸到档案现象认知构建，方法理论研究从归纳档案管理原则标准延伸到关于档案制度正式化的深入思考。 0 引 言自1981年美国档案学者F·杰拉尔德·汉姆(F.Gerald Ham)首次提出档案历史发展阶段进入“后保管”时代上述理念在推动全球档案学理论研究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范畴，特里·库克认为这是档案范式的转移1 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困境档案学基础理论是揭示档案、档案现象、档案工作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1.1 形成背景及其原生的局限性我国档案学界现有的普遍认识认为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由三个部分构成，一般将其表述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源原则和档案鉴定理论。无论采用何种表述，上述三者被视为基础理论的背景都是来自机关行政文书的档案管理工作。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最初由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Theodore Schellenberg)于1956年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提出在上述背景之下，现有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在形成之初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传统档案工作的实践范畴以及理论化过程中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都潜在性地决定了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语境边界，使其在跨出国家行政档案管理这一实践背景时备受挑战。尽管后续涉及其他类型或机构档案管理的研究中也尝试证明上述理论的普遍意义，但其内在逻辑仍然离不开对既有理论的演绎，而非从新的实践探索中深化既有理论。其次，传统研究中将《荷兰手册》视为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的起点也使理论发展受限。荷兰学者艾瑞克·凯特拉(Eric Ketelaar)曾经指出：“[该手册]中对档案方法论的法典化和标准化—作为荷兰档案工作者专业化过程的一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阻碍了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且早在《荷兰手册》编制之初，荷兰第一位档案学家西奥多·范·里默迪克(Theodoor Van Riemsdijk)就意图以古文书学的运用为基础，构建以分析档案来源组织为核心的档案学理论，这种组织分析是指要了解组织机构如何产生并组织其记忆来推动业务流程运转，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如何整理档案。遗憾的是，“穆勒(Muller)却过早地放弃了这种理论化过程，急切地将档案工作方法以标准化、规范化的形式写进《荷兰手册》”1.2 立足后保管主义的理论发展及其局限性档案后保管主义思想尝试将文件和档案放回其形成背景中进行考察，可以说是对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局限性的一种补充。在研究方面，对应于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国外档案界先后提出文件连续体模型、新来源观和宏观鉴定论等具有后保管特点的新思想。立足对国外尤其是北美档案界对于后保管理论论述的理解，我国档案学者在延续档案学基础理论“三位一体”框架的基础上探讨其在后保管时代的适应性，主张后保管时代对传统基础理论的影响以塑造和完善为主。尽管如此，上述讨论反映出来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首先，传统理论的体系结构出现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档案学研究议题和焦点的转移。其次，传统理论的价值观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去依附于国家公权力而形成的理论认知正在尝试摆脱一元价值的模式，向多元化的方向拓展。最后，传统理论所描述的语境也出现错位，尤其从文件生命周期到文件连续体的认知变化，已经超出了单由档案工作者承担所有档案工作的范畴，连续体模型实质上不仅仅服务于档案工作者，而是将档案管理的功能和实践更广泛地扩展到了其他主体。1.3 古文书学思想和后保管思想之间的冲突与档案后保管思想并行的档案学理论探讨还有另一路径，那就是以古文书学(diplomatics)复兴为基础的电子档案真实性管理理论，该理论主要延续了传统档案学理论的要义，具有一定的古典主义特点。与档案后保管思想相比，二者在方法论及其内在的档案认知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当前档案学基础理论所面对的语境错位可以从上述两种思想的差异中得到解释。古文书学思想的档案学研究维持着司法制度下的行政语境，但不局限于国家机关，而是将非政府的其他组织中形成的档案也放置在这一框架下进行分析。但其逻辑上隐含了档案这一定义的价值要素前提，形成档案学研究对象作为客观事物的壁垒。后保管思想的档案学研究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