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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要翻译理论及代表人物 时代 代表人物 主要理论 古代 西塞罗 解释员（意译）和演说家（直译）的翻译： 《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 译者在翻译中应像演说家那样， 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 外来作品的内容， 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 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词死译; 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 “算出”原词的“数量”。 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 式的人物。 声音与意思自然相连，或者说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这是语言的普 遍现象，而由于修辞手段以这种词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各种语言的修辞 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这就说明， 翻译可以做到风格对等。 贺拉斯（诗人和批评家） 翻译必须坚持活译、摒弃直译。 本族语可通过译借外来词加以丰富。 昆体良（西塞罗、贺拉斯之后提倡活译的另一位著名人物， 以演说家、修辞学家著称。） 与原作竞争：翻译也是创作， 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媲 美， 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 翻译同样是创作的观点， 早先已由西塞罗提出。但具体提出与原作" 竞争" 之 说的， 却源出于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 哲罗姆（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 被 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 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 拉丁文《圣经》。 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须采取灵活原则。他认为， 各种语言 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以及语义、内容等都互为区别， 因此不能采用逐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西塞罗和昆体良的" 翻译是创作" 以及译作必须与原作" 竞争" 的观点。 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 与" 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 译者可以而且应 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意思。但在《圣经》翻译中， 则不能一概采用意 译， 而主要应当采用直译。 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哲罗姆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斐洛和奥古斯丁的。他不相信在用词造句上会有什么" 上帝的感召" 。 奥古斯丁 《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 并未从事过大量的翻译工作， 而只是校订过拉丁文《圣经》的某些部 分， 但他对于语言问题颇有研究。 奥古斯丁除《论基督教育》外， 奥古斯丁的翻译理论还体现 在他的几篇有关《圣经· 诗篇》的诠释和两封书信中， 其中有一封是写给儿子阿德 奥达图( Adeodatus ) 的。他的理论大致如下: 译者必须具备以下诸条件: ( 1 ) 通晓两种语言; (2) 熟悉并" 同情" 所译题 材; ( 3 )具有一定的校勘能力。 翻译中必须注意三种风格: 朴素、典雅、庄严。三种风格的选用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要求。 翻译中必须考虑"所指" 、" 能指" 和译者" 判断" 的三角关系。这一理论是 对亚里士多德" 符号"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按奥古斯丁的定义， " 所指"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 " 能指"是指符号， 其中主要包括语言单词。在 一个单词中， " 能指" 是"所指" 的符号， 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单词符号与所指事物的 关系一样， 是任意确定的。 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在奥古斯丁的理论中， 语言符号和单词是等同的。 《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奥古斯丁的这一观点与三百年前的斐 洛的观点完全一致。 中世纪（从476 年西罗马帝国崩溃时算起， 到1 5 世纪文艺复兴时止。）就翻译史而论， 主要有三大标记: 初期的翻译家波伊提乌、中期的托莱多" 翻译院"和末期的民族语翻译。 波伊提乌（中世纪初期翻译领域里的中心人物） 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译者应放弃主观判断。 (一) 内容与风格互为敌对， 要么讲究风格， 要么保全内容， 二者不可兼得。 (二) 翻译是以客观事物为中心的， 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在某些著作的翻译中， 译者所寻求的是准确的内容， 而不是优雅的风格。因此， 为了表达出"没有说误的真理" ， 译者应当采用逐词对译。 但丁 文学不可译。 在意大利， 民族语翻译的规模虽不大， 但其影响并不亚于其他国家。首先是大诗人但丁有关翻译和民族语的论述， 这些论述见于他的《论俗语)和《飨宴)两部著作中。在《论俗语》一书中， 但丁对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 对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用民族语从事翻译的问题都起了重大作用。在《飨宴》这部著作里， 但丁除盛赞俗语的优点外， 还对翻译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 布鲁尼 布鲁尼在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译序以及在《论正确的翻译方法》一文中发表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 亚里士多德不是抽象的教条，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译者务必使自己深入作品， " 面对亚里士多德" 。换言之， 译者应当尽可能模仿原作风格， 像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写作那样， 用译语进行创作。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