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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宝楠《论语正义》

[摘要]：

《论语正义》由清代刘宝楠父子，在同治五年时编撰成书。自汉至清，《论语正义》超越了以前各代，其中用疏体成文，充分吸收和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且又是现代文史哲研究者普遍需要汲取的精神食粮，内容上包罗万象，汉宋并包，承袭了清代朴学的专必考据，释训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同时也不乏缺憾之处。

[关键字]：

刘宝楠《论语正义》乾嘉学派

[正文]

自汗京以后垂两千年，儒者沿波，且对《论语》这部经典并不乏注者。东汉康成有《论语郑氏注》，后魏何晏集八家之注成《集解》，魏晋南北始有《皇疏》，宋以来有邢昺《论语正义》，又朱熹《论语集注》通行于天下，而至清代，却有刘宝楠上述注疏大成之作《论语正义》，永垂不朽。

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生于公元1791年，卒于1855年。其父刘履恂，字迪九，乾隆五十一年举人，任国子监典薄，着有《秋槎扎记》。刘宝楠五岁丧父，尤其母亲乔氏教育以成人，由于其叔父刘台拱精通汉学，因此，刘宝楠请业于叔父台拱，后学问及其能力名于乡里，无人不知。在做书生的时候，与仪征的刘文淇齐名，故当时被人们称之为“扬州二刘”。

在道光十二年时中进士，授直隶文安知县，执法刚正不阿，“功遂济”。

刘宝楠对于经典，刚开始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相约各治一经，刘宝楠专治《论语》。他认为，《论语》注本只有郑康成最好，“魏人《集解》于郑注多所删佚，而伪孔、王肃之说，反籍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为疏，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我朝崇尚实学，经学昌明，诸家说《论语》者，彬彬可观，而于疏义之作，尚未遑也”。遂以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为主，收集汉儒诸说，辅以宋学之注本，以及清代经学家考订训释的成果，仿照焦循《孟子正义》的体例，先成长篇，再荟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学。撰《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后因管事繁忙，未卒业，并命子刘恭冕续之而成。

刘恭冕，字书俛，刘宝楠子，光绪五年时举人，恪守家学，精通经训，后主讲于湖北经心书院，为人“敦品饬行”，非常崇尚朴学，幼儿时习《毛诗》，晚年治《公羊春秋》，发明“新周”之义，卒年六十。

因此，《论语正义》二十四卷的成书，前十七卷为刘宝楠自己撰写，后七卷则是他的儿子刘恭冕在长编的基础上续撰的。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充分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清人的注释考证。

皇疏和邢疏及朱熹的《集注》虽在注释《论语》中对后世有着较

史事件以及人名地方的注释与考证，更加详备，严谨无缺。

譬如：《论语正义》中《为政》篇，“举直错诸枉”的“错”字，包曰：“错，置也”，刘宝楠先后引陆德明《经典释文》，“错，郑本作措”；汉费凤碑有“举直措枉”与郑本合；又引《说文》云：“措，置也”，故由此推断出“措”为正字，“错”是其假借也。这样的考证是比较严谨的，训释十分确切。又如：《公冶长》篇中，“愿车马，衣轻裘”的“轻”字，刘宝楠按，石经初刻本无“轻”字，“车马衣裘”，见《管子·小匡》及《齐语》，是子路本用成语，后人涉《雍也》“衣轻裘”而误衍“轻”字，故又考《北齐书·唐邕传》“显祖常解服青鼠皮裘赐邕云：‘朕意在车马衣裘与卿共敝’”，刘宝楠遂用子路之事，是古本无“轻”字，一证也；先后又引，陆本《释文》、邢本《疏证》和皇本《义疏》中皆无“轻”字，故下定论，唐以前之本，本无“轻”字，是为宋人误加矣。此种考证非常具有说服力，历代注本皆引而考之；再如《学而》篇中“千乘之国”的解释，《集解》中，马融依《周礼》训为“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包咸则采用《王制》、《孟子》认为“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何晏对此并于两说，并没有给出合理的看法。而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用了大量先秦的文献和前人的考据成果进行考证，最终确定了“马曰”至“存焉”。从而解决了何晏留下来的疑难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对《子罕》“子胃于匡”匡地的考证；《雍也》汶水、武城的考证，作者都详尽的列举了前人的种种说法进行了严谨的比较分析，然后采纳了其中较为合理的训释（此不一一举例，详情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对于说法不尽相同的章句，刘宝楠说出自己的见解，解决很多前人留下来的难题，这是其它旧的注本没有的，非常精当详细。对此，经学家周予同先生也认为“其详博超越于旧疏。”，可以说，在历代《论语》注疏中，算是水平最高的。

《论语正义》不但保留了汉魏古注，对其注也有着详细的疏解，也对历代的注疏有着详细的疏证，更加地丰富了《论语》的注释内容。并且后文对其清人宋翔凤收集，整修的《郑玄论语序逸文》和何晏的《论语序》也作了非常详细的疏证，这也是本书与众不同之处，且从中还可以看出《论语》一书在历朝历代的演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