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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的出版管制

宋代出版业兴盛，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思想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的出版管制措施，主要表现在被管制书籍的类型与出版管制的方式两个方面。其一，被管制书籍的类型主要有：禁止刻印、销售议论时政、军事边机的书籍；禁止刻印、销售宗教异端等书籍；禁止刻印、销售违背儒家经义的书籍；在派别斗争中禁止刻印、流传反对派的书籍；国家垄断《历日》的印刷权。其二，出版管制的方式是：采取书稿审查制度；普遍实行违禁刻书告赏法；对违禁雕印、销售、传播图书者予以惩罚。

[关键词]宋代；出版管制；书稿审查

方宝璋(1951－)，男，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史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财经监督史；高月梅(1985－)，女，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变迁与历史经验。(江西南昌330013)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宋代政府治理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的阶段性成果。

一、宋代出版管制的历史背景

(一)宋代造纸技术和印刷业的进步

宋代造纸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有较大的改进：一是能把各种造纸原料，如楮皮、麻、竹、桑皮、藤、苔、麦茎、稻秆等捣碎，沤成纸浆；二是纸浆沤成之后，以纸模(抄纸器)抄纸浆，并把纸浆从抄到墙壁上晾干改到在熏笼中焙干。这种技术上的改进，使宋代所生产的纸韧性强，厚薄均匀，纸幅比前代增加了很多，而且产量也很大，为书籍的印刷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纸张。

与此同时，宋代的印刷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庆历年间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广泛使用木版雕刻的同时，还出现了铜版雕刻。宋代印刷的书，刻印精致，墨香纸润，校勘严谨，为后世藏书家、版本学家所重。

(二)宋代右文重儒政策

宋代历朝皇帝都实行右文重儒的政策。如：宋太宗以“锐意文史”而见著于史册，面对“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宋真宗即位后，“道遵先志，肇振斯文”，继续把右文重儒作为宋朝的基本国策。朝廷为了促进地方州县文化水平的提高，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许曲阜先圣庙立学，又赐应天府书院额，是为州县置学之始。

北宋曾先后三次大规模兴学。第一次是在仁宗庆历新政时，朝廷在全国大规模兴学，以赐学田为优惠政策，劝导全国州郡普遍设立学校，并配备学有所长的教师，初步规定了学制。第二次是在神宗熙丰变法时，王安石编写教学大纲，编著新的科举教材《三经新义》，立太学生三舍法，使太学学制不断完善严密。第三次是在徽宗时，朝廷把兴学重点放在兴办县学，解决县学办学的经费、校舍、食粮等问题，为县学的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南宋高宗时，虽战火连绵、动荡不安，但朝廷仍然不忘把兴学作为重要国策。绍兴二十五年(1155)，秘书省正宗张震就指出：“陛下(宋高宗)临御以来，兴学校，制礼乐，天下学士靡然乡风。”

(三)宋代出版业的兴盛

宋代造纸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为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右文重儒政策为出版业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宋代出版业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兴盛。宋代的出版业大致分为三个系统：一是由官府主持刻印的书，称为官刻本。官刻本又有中央与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以国子监所刻的书最为著名，地方所刻的书最多的是公使库本，其又依官署的名称分为茶盐司本、转运司本、安抚司本、提刑司本等。此外，各州学、军学、郡学、县学、书院等也有刻书。官刻本主要是儒经、正史、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二是由私人出资校刻的书，称为家刻本。宋代私人刻书的风气盛行，私人所刻的书往往以某家塾、某堂、某斋、某宅、某府等为标记。如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所录岳氏之相台家塾、廖莹中之世采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等32家。宋代家刻本大多数也是儒经、正史、诸子、文集等，很少有医学或科技类的书。因此，家刻本与官刻本所刻书的种类大致相同。三是由一般书商所刻的书，称为坊刻本。宋代坊刻本的书印刷量最大、散布的范围最广。如福建麻沙、崇化地区盛产竹木，故造纸业发达，又产木质柔软易于刻版的榕树，致使号为“图书之府”。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福建本几遍天下。”宋代坊刻本都以书商字号著名，称某某书堂、书铺、书肆或书籍铺、经籍铺等。坊刻本与官刻本、家刻本有一重要不同：官刻本和家刻本不以赢利为目的且内容均以儒经、正史等为主，代表着官方的主导思想；而坊刻本因以赢利为目的，大多是民间平时常用的书和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书籍，还有科举考试所需的帖括、策论、字书、韵书、类书、文选以及所谓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的经书和子书等。由于坊刻本所刻内容庞杂，故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一些内容甚至与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严重者直接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宋朝对出版活动的管制也逐渐加强并成熟。

二、被管制书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