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第9章(4).ppt

第四节《巴塞尔协议》与《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由十二国金融当局的银行监督官组成，它是一个常设机构，每年召开三次例会，讨论有关银行国际监督的事宜。

宗旨：使国际银行机构受到充分的监督，其成员相互合作以便协调对国际银行制度的监督，并担任制定适应各自国内监督制度的计划，以便有效地应付银行业务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将管制理论运用到银行领域，并逐步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在追逐论、社会利益论及管制新论三种最有影响的管制理论当中，“捕获论”（TheCaptureTheory）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视为博弈中的猫与鼠，最终是管制对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张放弃管制。

这种理论显然忽视了社会公众能从管制中受益的事实；“管制新论”（TheNewEconomicTheoryofRegulation）则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

由于管制这一商品供求双方的数量函数难以确定，因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只有“社会利益论”(ThePublicInterestTheory)最具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理论将管制视为消除或减少市场破产成本进而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市场破产成本根源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信息的不对称。

与前两种理论明显不同的是，这种理论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据，也明确了管制的意义和努力方向。;有必要对银行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尽管Benton和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论证过，银行业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多数金融学家都否认银行的自然垄断性质。从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来看，银行业务的特性决定了银行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其外部负效应不仅体现为债权债务链条的断裂，从而给工商企业和社会公众带来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又反过来造成银行体系的混乱，并殃及社会的稳定；信息的不对称对银行而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掩盖银行储备不足和资产质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丧失而破产倒闭。

银行困境的解脱取决于清偿??力尤其是流动性的大小。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做法一是资产变现，二是市场介入，但是这两种做法的劣势非常明显。除了要损失大量的交易费用之外，还要受到市场资金可供量的严格制约，从而产生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各国中央银行一方面充当最终贷款人，在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对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则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对受损公众进行补偿。

这类亡羊补牢式的举措都是立足于银行的外围，没有对银行的经营过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仅未能有效地遏止银行的倒闭，反而可能增大了银行破产的风险，故而遭到经济学家的批评。

由于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最终贷款人通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放贷）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

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外围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二）《巴塞尔协议》

1．《巴塞尔协议》的产生与演变

1975年，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不久，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即《对银行的外国机构的监管》出台。该协议极为简单，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问题，突出强调了两点：①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监督的职责。②东道国为主监督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国子银行的清偿能力，总行为主监督其在外国分行的清偿能力，外国子银行的流动性主要向东道国负责。;

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存在严重不足，如合作范围过于狭窄、各国监督仍缺乏有效的协调统一等等。针对前者暴露出的问题，1983年5月，第二个《巴塞尔协议》，即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对银行国外机构监督的原则》推出。

第二个《巴塞尔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沒有实质性差异。

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ProposalforInternationalConvergenceofCapitalMeasurementandCapitalStandards)，也就是第三个《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