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中基督教世俗化的观念与社会意识.docxVIP

《十日谈》中基督教世俗化的观念与社会意识 基督教诞生于古代的巴拉斯坦地区。在西方，它逐渐扩展了自己的领土，登上了西方的宗教政治舞台，成为取代原有精神支柱的新宗教。欧洲各国的封建王国利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从理论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旨在制约人们的灵魂和肉体。基督教因此而成为维护封建制度一柄有“神圣”光环的权杖。尽管在中世纪初期分裂成两个教会中心,但在已亡西罗马帝国的广大辖区内,基督教仍然执行着宗教裁判权,在所辖的区域内对人民实行着精神世界的统治,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会长期在精神上实行的统治和压抑,使欧洲中世纪被称为黑暗的时代。文艺复兴伊始,随着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势力渐强,反对封建势力和思想统治的最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基督教会。 但是,与此同时,基督教会在14世纪到15世纪期间,其自身却随着经济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由于与世俗生活的联系日益增多,在物质上不断增长的同时,神职人员对于自身利益和各种欲望的追求也日益膨胀,这种现象和价值观的改变逐渐与神学教义相左,而与城市平民的价值观则相接近,教会本身现状与教义的差异越来越大,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有关于“世俗化”(Secularization)理论,是指一种文化、价值观逐渐脱离神学的束缚,转变为平民文化价值观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一种社会变迁过程”(P118)。教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发展实属正常,世俗与宗教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基督教教会对于物质财富和人性的追求早已有之,只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及常常被掩饰和伪装罢了。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文学巨匠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和轻松调侃的笔调,将当时基督教教会的诸多世俗化的真实倾向,向社会展示,这就是著名的《十日谈》。本文试图从14世纪前后基督教教会的现状来解析薄伽丘《十日谈》现实主义的伟大意义。 一 基督教会的宗教倾向 (一) 第三,城市商业的繁荣是社会风险的直接根源 也许是上苍的厚爱,佛罗伦萨在亚平宁半岛虽然不是最早发达的地区,但从13世纪末开始,却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亚诺河既是流经全城的水源,又是一条商业通道,城市中如长老会议大厦、大教堂和一些富人的私人建筑,组成了一个美丽多姿的富庶之城,如今仍风韵犹存。佛罗伦萨市依靠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在各个城市的发展中走在了前列,成为孕育文艺复兴的摇篮。据意大利史学家乔凡尼·威兰尼(Giovanni vilani)记载,1338年,佛罗伦萨在全欧洲属于五大城市之一,城市人口有10万之多,每天城里居民消费的谷物就有2300蒲式耳、7000夸特以上的酒类,全城每年要杀掉4000只牛和10000只羊、鹅以供消费。毛织业和商业是这个城市的支柱,城市中不少人口直接靠毛织业为生,该业雇工达30000人;从高商业的人数不算城内居民,仅在国外经商的佛罗伦萨人就有300人以上。城里约有80家银行、钱庄以及600名律师。(P61)以后尽管经历了数次疾病之灾,但其经济的发展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顿,始终保持着领导工商业中心的地位。在发达的商业经济中,佛罗伦萨的教会也和欧洲其他各国教会一样,拥有着数目可观的产业。据卡尔特教派一个女修道院的房租和地契档案记载,其财产就拥有一个毛织厂、一间裁缝店、一个理发店以及田庄和很大的一座葡萄园等。在15世纪时,教会的财产占所有财产的70%到60%不等。(P232)可以说,教会在经济上与城市同步发展。 然而,佛罗伦萨在经济上的富庶,物质财富的激增导致了社会各种势力的贪欲膨胀,他们分别代表贵族、平民和教会的利益相互争斗不已,政治上各党派间的纷争也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而这一切几乎都以不间断的混乱、疯狂、流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正如著名的政治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在论述这段历史时所说:“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P131) (二) 社会生活的繁荣是城市经济的兴盛 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的多样化使佛罗伦萨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状态,此前,欧洲中世纪是以沉重的基督教精神来压抑人的思想自由,精神压制的核心是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罪孽,只有虔诚地相信基督,刻苦修行,才有可能在来世获得新生。这种理论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容易接受,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兴盛,人们可以不再披着粗糙的麻布,有精美的丝绸华服,不再喝清汤苦水,有美酒佳肴,谁能抵御这等诱惑呢?再加之1348年整个意大利发生了可怕的鼠疫,佛罗伦萨的城内十室九空,据记载,佛罗伦萨有96000人命丧黄泉。(P120)生命与人生之短暂,享乐与人的欲望终将孕化为人生价值观的迅速转变。人们的观念随着经济和地位的改变而改变,生命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以往那些循规蹈矩的观念日益被物欲横流、人性放纵所取代。在马基雅维里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