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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文明的国际化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除了极少数顽固派以外, 各类政治人物都不会公开地拥护专制而反对民主。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价值取向, 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任何一个想要与时俱进、政治昌明的现代化国家都不能置身于民主大潮之外, 走向民主是世界情势。我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把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作为奋斗目标。那么, 如何来认识当代中国的民主化呢?笔者认为主要是要认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亨廷顿的《第三波》是以一种唯一的西方的民主观念与价值来分析整个民主化的, 在这种“普世”的基础之上, 亨廷顿才阐述了“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 “西方民主”与“东方民主”。民主并非只如亨廷顿所指。正如《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的作者丛日云就在其中说到:“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研究民主问题时就表示服从熊彼特的观点, 采用他的定义……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对民主的定义并不是对民主的完整解释。首先, 他完全放弃了回答‘什么人的民主’、‘为什么人的民主’的问题。无疑, 仅仅在形式上或口头上承认人民的民主权利, 人民的主人地位如果没有制度和程序的保障和落实, 民主就是没有形体的幽灵, 而抽去了民主的实体性内容, 则民主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驱壳。”我认为, 民主是一个随各自文明的环境土壤不同而有所差异的道德与政治概念, 比如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以及当代社会的需要就要求我们要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如果照搬亨廷顿的定义, 即程序性的民主, 恐怕我们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当然也就不能继续在困难面前继续前进。 第二, 我国的民主必定要有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民主绝对不能是亨廷顿所言的普世价值的“民主”;民主应该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基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 基于我们国家经济, 社会, 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发展步伐, 绝对不能就民主而民主, 必须以整体性来考虑。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形式, 可以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形式,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行不通,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不能满足许多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但是, 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 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其主要的任务无一不是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富强, 而且, 这一历史任务是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背景下加以实现, 这又大大地加剧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这也是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所予以承认的。 第三, 当代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民主化进程得以推进的动力在于中国社会自身。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第一次初步具备了比较彻底的完成民主建设任务的现实社会条件。比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中产阶层规模不断发展;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自主意识也不断增强;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趋势不可阻挡, 利益分化也日益明显;以上种种条件说明民主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伴随着全面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民主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愈加强烈。中国人民在推进民主化,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事业中, 将彻底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政治上的条件。 民主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系和先进的思想体系, 而且应当是一个以高度民主为特征的政治体系。在这个政治体系中, 人民将能够在事实上管理国家, 享有各种发挥才干、兴趣的社会手段和发表意见的权力, 从而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民主化进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方面最通常的提法是:“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 (或可靠) 保证”。没有这种领导, 民主建设就会走向自由化、无政府主义、“大民主”和资本主义。 从《第三波》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经验看, 西方民主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 也带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 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国家变得虚弱不堪。这表明西方民主政体不适应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 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建立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双重需要的民主政体。换言之, 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民主政体, 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