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部分重点中学2022-2023学年高二下学期期中联考语文试题【武汉专题】.docx

武汉市部分重点中学2022—2023学年度下学期期中联考 高二语文试卷 命题学校：武汉市第三中学 命题教师、审题教师： 考试时间：2023年4月19日上午8：00——10：30 试卷满分：150分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贾谊和司马迁是汉朝初年较早对屈原作出评价的人。二人距离屈原时代未远，知识结构依然丰富多元，在面对屈原时相较而言没有时代的隔膜和文化的疏远，因此更能以一种公允的态度审视屈原其人。贾谊为贬谪之士，司马迁为刑余之人，他们身上都背负了巨大的政治失意和精神痛楚，遭际的相似也使得他们能够对屈原抱有理解和同情。司马迁在著述时对屈原的高尚节操和文学才华毫不吝惜赞美之言，同时，他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屈骚中的怨诽色彩：“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可以看出，在政治上实现“大一统”而思想文化尚存战国风气的背景下，汉初士人依然能够直面人性的真实，对君父观念的推崇也未能压制失意士人回归自我内心的观照，即不平则鸣的士不遇情结。在司马迁的观念里，身遭诋毁，报国无门，怨是在这种客观环境中自然产生的情绪，光明坦荡，或者至少是可以包容理解的。但这种窘迫境遇下对于君主的怨，并不局限于针对一人的怨毒，更多的应该是对于时命的无力感，还有对于文人身份及其价值体认上的无措。 在贾谊、司马迁等人高扬屈原伟大人格之后，汉代对屈原的态度进入了由肯定到否定的阶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扬雄和班固。其时距离屈原所在的年代渐远，他们对于屈原的认识不免囿于时代和自身的限制，从中可以看出儒门独尊的时代里文人风气的转变。面对专制制度的高压，他们已经能够更加平和驯顺地接受规训，不再像司马迁和贾谊那样抑郁悲愤。扬雄和班固对于屈原共同的责难便是他的固执一死以及文章中怨愤情绪的流露。 屈骚精神中直白表露怨诽情绪、坦陈自我意志的部分与汉代自觉工具化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在经学为学术主流的情况下，屈原作品的命运只有湮灭和妥协两途。王逸是第一个对屈原作品进行经义化改造的人，他通过种种方式试图建立起屈原和儒家精神的联系，在《楚辞章句》中把屈原塑造为一个合乎汉代儒家道德追求的忠臣形象。此举虽然有利于屈原及其作品在当时融入主流文化，却以隐藏屈骚精神中激越鲜活的部分为代价，对于忠君的过度强化使得屈原形象光辉伟大却又显得单薄扁平。王逸所为实际上反映了专制时代下，士人为了求取保全而将自我意识自觉地加以潜藏，同时采用曲折委婉的方式隐晦表达对于政治的看法。这意味着士人被强权者成功驯化，他们已经接受了收敛起理想和浪漫情怀的文人身份，并且通过自觉强调儒家思想中维护君主强权的部分与统治者达成和解。 王逸之后，维护屈原的士人便通过无限张大屈原精神中忠君部分的方式来淡化屈原行为中不合礼教的色彩，以此维护屈原的光辉形象。闻一多先生在《屈原问题》中指出：“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己扬才，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缺失了个人精神的屈原形象是单薄苍白的，即使被帝王经师交口夸赞，依然是故纸堆中遥不可及的符号。只有包容、接受屈原性格中的任情任性、率直恣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那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屈原。 （摘编自郝财梅、邓福禄《汉代屈原形象的接受与重塑 ——“大一统”时代下的士风转变》） 材料二： 我们用来评价历史的许多标准看起来都是来源于人们的主观世界。例如，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历史做出不同的评价；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会对同一历史现象持不同的态度；不同学识、文化修养，不同个性的人也会对历史有不同的解喻与看法。然而，我们一旦深入分析历史评价标准的产生和来源，就会发现它根植于两个客观的基本前提：一个是历史评价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另一个是历史评价客体的属性。 第一，历史评价标准首先来源于评价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离开了主体需要，主体也就没有必要对客体进行评价，同时也使对客体的评价失去了根据。主体的需要与利益并非由个人好恶决定，而恰恰是客观的。主体自身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所处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这就决定了主体的需要必然成为社会历史客观的结果。所有的主体需要都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并且这种反映的结果与沉淀又都会受到主体自身客观的生物机体的限制。 第二，外在的现实，即客体的属性也是历史评价标准的决定者和来源。客体的本性和规律为主体的活动提供着各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并且依据主体对它们的了解与理解的程度反映在主体对待客体的态度之中，这就成为历史评价标准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历史评价标准不仅仅反映了主体需要，同时也反映了客体属性，这二者结合起来才决定了历史评价标准的形式与内容。因此，历史评价标准实质上是主体在自己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