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用之辨熊十力《新论》新唯识论的核心问题.docxVIP

心用之辨熊十力《新论》新唯识论的核心问题 熊世力是现代新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他力图融贯华梵,并以“新唯识论”名其体系,但其思想根底,基本上不越儒学。这一点,熊十力本人亦并不讳言:“新论确是儒家骨髓”(《十力语要》卷三)。而熊氏所说的儒学,主要也就是王学:“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同上)。熊十力在建构其新唯识论体系时,事实上也一再出入于王学。这样,要对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作出较为具体的分析,即不能不从考察熊十力与王学的关系入手。 新唯识论的核心,是体用之辨。在熊十力那里,体用关系主要表现为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何为本体?熊氏的看法是:“夫心即本体”(《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页,以下凡引该书,简称《新论》)。如所周知,旧唯识论以万法唯识立宗,而万法唯识即意味着万物“皆不离心”(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一)。熊氏的以上观点与此大致一脉相承。不过,与唯识宗强调“遮无外境”(同上)不同,熊氏不仅仅对唯遮境有,而且以为,心作为本体即内在于外境(天地万物)之中:“其实,我们所谓本体虽不同世俗妄执现实世界,却亦不谓本体是在一切物之外的。”(《新论》第270页)离开了现象界,则心体本身亦不复存在:“若无境,即心之名也不立了”(同上)。这样,心与物彼此交融,内外无间,完全合为一体,用熊十力自己的术语来概括,也就是“体用不二”(《体用论》第169页)。在熊十力以前,王阳明已提出了类似的看法。王氏在赋予心以本体的性质的同时,又强调心体即展开并内在于万物:“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以下简称《全书》)这种论点当然仍带有心学的性质,但它在理论上又有别于将本体超验化的正统理学与片面抬高主体之“心”“识”的唯识宗。熊十力对心物、体用关系的以上规定,显然导源于此。事实上,熊氏本人即一再强调王学的大处与深处,首先在于将心与物“打成一片”(《十力语要》卷二),并以王阳明“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之说作为体用不二的注脚,“往复推证,体用毕竟不可分,是事无疑。今当以二义明不可分:一曰,即体而言用在体……二曰,即用而言体在用”(《新论》第434—435页)。以心为万物之体,这当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辨,但就其强调本体不能离开现象而存在,反对将体与用加以割裂而言,则又多少包含了某些辩证的因素。这种二重性在王阳明的心物一体论中即已显其大端,它同样构成了熊十力体用不二说的内在特征。 不过,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那就可以看到,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说与王阳明的心物一体论又存在着某些不可忽视的差异。与王氏着重强调“即体而言用在体”不同,熊十力更多地侧重于“即用而言体在用”。他曾说:“新论全部旨意,只是即用显体。”(《十力语要》卷一)所谓即用显体,也就是把本体看作是一个展开于具体现象之中的流行过程,而主体则在这一流行过程中把握本体。这种看法在逻辑上蕴含着如下前提:即承认现象(用)的实存性。正是由此出发,熊十力不赞同片面扫相:“必须施设现象界,否则吾人所日常生活的宇宙,即经验界不得成立,因之,吾人知识无安足处,即科学为不可能。佛家说五蕴皆空(原注:五蕴谓现象界),似偏于扫相一方面。新论说本体之流行,即依翕辟与生灭故,现象界得成立。”(同上卷二)所谓施设现象界,也就是肯定“万象又莫非真空。”(同上卷一)在这里,承认现象界的实在性,已不仅仅是见体的前提,而且构成了日常经验与科学知识所以可能的条件。从即用显体,到以用(现象界)为科学的基础,表现出沟通玄学与科学的运思倾向。就其实质而言,通过施设现象界而为科学知识提供安足处,当然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这不仅在于它依然以心体为万物真实的根据,而且在于它多少把科学限制在现象的领域。然而,较之王学,熊十力的上述观点无疑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王阳明虽然在心物一体的前提下肯定了现象界的存在,但在他那里,现象仅仅是达到先验心体的基础,与此无关的一切科学探索都毫无例外地被归入贬斥之列。这种看法带有明显的蒙昧主义性质。熊十力曾对此提出了如下批评:“王学力求易简直捷,在哲学上极有价值,惜不为科学留地位”(《十力语要》卷二)。正是通过将即用显体与给科学以立足之地联系起来,熊十力否定了王阳明以追求心体排斥科学探究的理学蒙昧主义。 当然,熊十力以体用不二立论,并不仅仅是为了给科学所以可能提供哲学论证:它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理论意蕴。新唯识论形成之时,正是科学与玄学塵战之日(熊十力于192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新唯识论,而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亦于是年拉开序幕),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体用不二说提出的理论背景。作为论战一方的科学派以丁文江、王星拱、胡适为主要代表。丁、王是马赫主义者,胡适则信奉实用主义,而马赫主义与实用主义在哲学上均属于实证主义流派。作为实证主义者,科学派主张“以现象为宇宙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