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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的外交政策与外交事务 王世杰是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早年留学英、法,一九二〇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翌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一九二九年三月,他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一九三三年四月经胡适(另说为顾孟余)举荐,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抗战爆发后,他刚刚结束各大学的内迁工作,开始对战时教育实施规划与调整,不料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行政院改组时,他竟遭到国民党元老派的反对,被解除了教育部长职务。 他这次被解除职务,显然是从政道路上的严重挫折。然而挫折也带来了机遇。次年五月,朱家骅出任中央党秘书长,他又接替朱家骅,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从此很快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上的核心幕僚。不久,又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三青团干事长,在政学系中举足轻重。 军委会参事室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熊式辉规划设立的,下设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化四个小组,名义上是“最高幕僚组织”,号称“智囊团”,实际上只是一个清议机构,地位尊而不要。参事的工作只是“沟通下情,向当局建议”,平时连按时办公都不用。他以一介书生,凭借一职清要的地位,能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入幕之宾,主要是靠心思细密,了解国际形势,熟悉欧洲的政治与政情。以张忠绂的说法,王世杰“虽非素习国际外交者”,但是自从执掌参事室后,经常“不耻下问”,“就他所知的情报”下属商量,不久便进入角色,对国际形势有了深入的掌握,可以就时局变化随时向蒋介石提供意见,纠正蒋介石在对外发言上的不当。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回国述职时拜访了所有中枢政要,发现王世杰对国际局势的了解,“远胜过其他政府首脑”。一九四〇年以后,蒋介石对外发言的文稿,大部分都是由他起草的。 从《王世杰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早在任教育部长时,便关心政府的外交事务,对外交部极为不满,认为外交部因循守旧,人浮于事,还停留在北洋政府时代,“对于一切问题,均缺乏准备,其行动均缺乏自动精神”,经常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与外交部长王宠惠发生争执。据王宠惠说,他做外交部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并非来自“最高当局”,而是“来自于王世杰”。在每周的外交例会上,他只要就外交问题发表意见,“一定会遭到王世杰的评论与批评”。后来发展到“外交部处理的任何一项问题”,王世杰都不满意,“都要向委员长提出建议”。因此当王世杰获得蒋介石信任,实际介入政府的外交事务后,政府的外交路线便发生变化,逐渐脱离了“职业外交”的轨道,出现“学者外交”的倾向。 这种“学者化”的外交,首先表现在用人上。 王世杰认为,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外交上所以屡屡失败。割地赔款,尽受了屈辱,主要是外交人才严重落后,从事外交事务者,不是“媚外”便是“昧外”;这种状况延续至今,外交部现任官员和驻外使节中,除了郭泰祺和顾维钧,“思想细密者甚少”,很难使外交局面有所改观。他接任参事室主任后,便一再介入外交部的人事安排,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推荐人才。当时他最看中的外交人才,有胡适、郭泰祺、周鲠生、钱端升、罗家伦、杭立武等人。郭泰祺出任外文部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杭立武担任对英对外联络人,他都起了到关键作用。 依照钱昌照的说法,蒋介石派胡适去英、美“做国际宣传”，主要是为了保全胡适的名誉,免遭孙科、居正等人的挞伐,但是一九三八年七月,王正廷因为在对美借款上遭人欺诈,“耗费巨款,毫无成效”后,遭到了国内各方的指责,王世杰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周鲠生在“向蒋介石提供外交方略时”,“力言关于对美外交,应调整使节”,建议由胡适接任驻美大使。理由是,今天的外交官经与以往不同,不再需要那种擅于辞令、虚于委蛇的宫廷式人物,经过民主政治的洗礼,二十世纪的外交家应当是平易近人、受当地人民爱戴的人物,最好由知名学者担任,而“适之正是这种理想人物”。为了让胡适顺利接任驻美大使,他还几次请陈布雷出面,请蒋介石催促孔祥熙,将王正廷“毅然撤回,勿使再误国事”,将“胡适使美一事在一星期内发表”。同时草拟了一份节略,“规划对美外交工作”,准备请蒋介石阅后,“交由外部电达新任美使胡适之”。 钱端升以学欧美政治出身,也是王世杰最看重的外交人才。他在任教育部长时,听说朱家骅可能出任驻德大使,便曾向朱建议“在英德法各设一永久性质之机关,以统宣传工作,并提议请钱端升主其事”。之后,又将钱端升介绍给蒋介石,派钱端升做胡适的助手,去欧美从事宣传活动。他接任参事室主任后,对钱端升更是竭力提拔,先是托付陈布雷,为钱端升“另为设法”,将钱端升留在重庆政府任职。继又让郭泰祺出面,推荐钱端升任外交部次长。两案不成后,他又给钱端升提供经费,创办《今日评论》杂志,评论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为钱端升从政创造条件。钱端升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还多次派钱端升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从事所谓“学术外交”和“民间外交”。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率团出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