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西方的现代叙事.docxVIP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西方的现代叙事 一、 对象与关系世界的观念 快乐的理论实现了审美和世界观的统一，具有深刻的世界观和乌托邦化的性质。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创造了人类的第二种生活,其核心是狂欢节世界感受,它可以召唤沉迷于日常生活和等级制度中的人们在关系中绽露开放、完整的人性。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关系的世界,是马丁·布伯倡导的“我与你”的世界。 狂欢化理论来自对民间文化中的诙谐文化的分析,后者是一个历史性概念2。巴赫金谈到的诙谐文化指的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诙谐文化。中世纪诙谐文化具有三个特点,即包罗万象性(针对世界整体、历史和世界观),与自由的紧密联系(节日的解放)以及与非官方民间真理的重要联系。中世纪诙谐与谎言和溢美之词、与阿谀奉承和虚伪相对立,它战胜了面对世界和权力的恐惧,揭示出关于世界、权力的真理。中世纪的诙谐最集中地表现在拉伯雷的小说中,在那里它成为新的自由和批判的历史主义意识。 巴赫金把民间诙谐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各种仪式-演出形式(各种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和诙谐的广场表演);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各种形式和体裁的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的褒贬诗等)。诙谐主要是节日的诙谐,第一种形式其实就是诙谐文化的源头,后面的两种形式都来源于它。这些仪式-演出形式(以诙谐因素组成)“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所有中世纪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参与,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生活过的世界和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3。巴赫金认为,诙谐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在阶级和国家制度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从官方的方式转变过来的,而且也会随着历史而变化成官方的或日常化的方式。这就是说,狂欢式包含了诙谐的真理,但它并不排斥严肃性,事实上,狂欢节仪式上的第二种生活正是以严肃的生活为前提的,如果说日常的等级的生活是对象的世界,是人试图通过抽象理论来掌握对象的过程,那么,狂欢节就是人暂时阻断对象世界,参与到关系世界中的一次生动的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巴赫金的官方文化和民间诙谐文化就是对象世界与关系世界的别称。 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用“我与你”来形容这一暂时告别对象世界的关系世界,他赞颂它的精神性,以此对比经验世界(即我与它,也可说是关系世界)的物质性和因果性,这种活动就是人的真性活动。在文明的进程中,人注定要从我与你的关系中分化出来,进入我与它的关系,“在我们的世界中,每一‘你’注定要演变成‘它’,此乃我们命运中不堪忍受的怫郁”3。不仅如此,“人越来越多……以‘学习知识’这一间接手段来取代直接经验,把对‘它’之世界的直接‘利用’简化为专业性‘利用’”4。这就是所谓的精神生活了,而人的真性生活本身则被悬置,被阻碍。 布伯认为,“当关系事件走完它的旅程,个别之‘你’必将转成‘它’。个别之‘它’因为步入关系事件而能够成为‘你’”5。 这种关系世界又分三种境界: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与人类相关联的人生,与精神实体相关联的人生。其中前者在语言之外,中间的见于语言中,后者不可言喻,但创生语言。如果说对布伯而言,后者是最吸引他的境界,那么显而易见,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中间的境界,即与人相关联之人生,在语言中生存的人生。对巴赫金而言,布伯的理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人的这种二重性的真实处境,人不得不徘徊于“我与它”和“我与你”(经验世界和关系世界)之间,这既是人生的悲哀,也是人生的伟大。参与性精神的主体,“我”的唯一性存在,即是在对这种两重性认识的基础上划定了应分,在负责任的行为中实现存在的价值。 狂欢节即是巴氏发现的从“我与它”的世界踏入“我与你”的一个转换的时空世界。作为古代民间节日的代表,狂欢节具有民间性、宇宙性和节庆性,它的核心是极具时间特点的节庆性。生活和艺术的交界线上产生的节日或游戏沟通了生活和艺术,其中生活被注入了精神和理想因素,成为人类生存事件的本质体现。这就是说,在狂欢节中,死亡和再生、交替与更新等一般只在审美世界中才能得到完整表现的因素获得了完整表现,形成了狂欢节独特的世界感受。狂欢节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 狂欢节的最突出的本质特点即是人回到与他人的本质联系中。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这)给人以格外强烈的感觉,它成为整个狂欢节感受的本质部分。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3在狂欢节中,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