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公娼制度研究.doc

管仲的公娼制度研究 一、我国娼妓制度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关于娼妓有确实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夏朝。当时的贵族已开始蓄养妓女称之为“女乐”。“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野”，“女乐”除了供主人玩乐之外，还需陪客人，且可作为礼物送人，诸侯之间，经常一送就是几十个。在春秋战国时，楚庄王“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齐景公当政“左为倡，右为优”；魏王饮宴时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把从六国掠来的宫人女乐据为己有，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 这只是妓女的雏形。正式设立娼妓制度的是春秋时齐桓公的大臣管仲，他曾设“女闾七百”。 《战国策·东周策》有云：“齐桓公宫女中女市七，女闾七百，国人非之”。这里的“闾”是巷口的门，“女闾七百”就是说这条街上住着700 家(户)妓女，用当今的话说有700 个妓馆门面。清代的褚学稼在《坚瓠续集》卷中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治也”。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繁荣江南经济发布驰娼令，“欲兴商业，效管仲之设女闾也”[1]后世学者王书奴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齐国管仲设女闾三百，中国便有了娼妓。”[2](P1) 中国古代的妓女，她们就像市场上供交易和收藏的物品，可以随意地买卖和随意地被虐杀，这是男权至上社会里妇人的悲哀。在这些类似商品的妇女中，由于她们的出身不同、素质不同、服务对象也不同，因而她们在古代中国的娼妓业中也分成三六九等。她们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种：其一是宫妓。宫妓是指被蓄养于深宫，为帝王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她们往往数以万计，包括一些没有什么名份的宫女与大批歌舞伎。她们由宫廷供给衣食，生活条件很优裕，也都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宫中美女如云，能得到皇上“恩宠”的机会却很少。其二是官妓。官妓与宫妓都属于国家、政府所有，但区别于服务对象的不同。宫妓只为皇帝及其家属服务，而官妓则为各级官吏所占有。对于官妓，官员们可以共享，也可以做人情，或命官妓招待某个过境官员以侍寝，或给某个朋友狎玩。这是官妓的义务，她们只能随人支配，不得拒绝，也不得收费。其三是营妓。营妓类似官妓，但她们是对兵将提供性服务的，她们的身体属于兵将们“公有”，兵将们可以任意召唤。但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被将帅所独占，成为变相的姬妾。有的历史专家认为军妓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古来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侍候军士之无妻室者”。其四是家妓。家妓属于官宦、豪富的家庭，只为主人及其家属服务，属于私人所有，而不像官妓、营妓是“公有”的。家妓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公元前562 年晋悼公赐给魏绛的8 名女乐。西汉、东汉、三国时期，贵族、官僚蓄养家妓已蔚然成风。到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家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有些大贵族、大官僚蓄家妓成百上千，其规模几乎可与宫廷女乐媲美。其五是私妓。所谓“私妓”，一是指相对于官妓而言，由私人自发经营的妓馆；二是指在城市妓院出卖肉体的妇女。这种私妓不属于少数官僚、贵族、地主所有，不对某一特殊阶层提供性服务，而是面对社会上所有男子，主要不以歌舞技艺来博取男子的欢心，而只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娼妓。其六是歌舞伎。宫妓、官妓、营妓、家妓都是以服务对象来区分的。若以妓女的行业来分，则又可以出现歌舞伎这一类型。与单纯卖身、供男子发泄性欲的妓女不同，歌舞伎要经过较严格的艺术训练，掌握歌舞技艺，为主人提供声色服务。当然，有时也要提供性服务。 纵观我国的娼妓发展史，娼妓经历了“御用”“官用”“军用”“民用”这四个发展阶段。最早的“御用娼妓阶段”可追溯到夏朝“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野”。那时的娼妓只有国王才能“宠幸”，而现在的娼妓早已是非常普遍的“民用化”了。据考察，管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娼妓的“御用”和“官用”阶段。但是管子所创设的这个关于娼妓的制度却向社会中的富者开放，可以说是打破了我国娼妓发展史的“传统”，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娼妓制度。就此制度本身而言，它是由国家设立、经营的，带有明显的“国营性质”，但是这些妓院却向社会中的有钱人开放，带有明显的“民用性质”。故而，台湾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一番考察之后说：“(管仲)大胆开创了公娼制度。”[3](P139)笔者也因此将管子创设的这种娼妓制度称之为“公娼制度”。另外，笔者认为管子的公娼制度是出于国家的利益考虑才设立的妓院。如果从管子个人的角度出发，可以说管子是完全凭着一颗“上勤王事下安黎民”的公心，从而创设了娼妓制度。故而，应当将此制度定名为“公娼制度”。 二、公娼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王室式微，无力控制诸侯，导致诸侯蜂起争雄。社会稳定平衡的局面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纷争中被打破。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与礼仪规范荡然无存。此时的齐国，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