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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学术自由的合理性 自市中心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学术自由已成为大学精神的精髓。大学保持了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学术自由的传统。这个传统如此强烈以至于大学被人们称为宁静的“象牙塔”,学术自由已经成为大学坚持不懈恪守的重要原则,而大学承担的责任则很少被提及。所以当社会外界因为各种变革喧嚣沸腾时,大学校园内还是一片静悄悄。然而,这种默认的平衡在二战后很快被打破。大学从社会的边缘漂移到中心,大学不再是隅于角落的世外桃源,外界对大学内发生的各项事情日益关心,期望大学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确,鲜为人知的学术责任是“与学术自由互为补充和对应的”,“这两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交易的关系”。1大学在享受学术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一定的学术责任。 一、 赋予学者学术自由。在这任事上,我国的学术自由更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来源于19世纪末德国大学倡导的以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和学习自由为核心的学术自由理念。随着留学德国的美国学者在美国本土的广泛宣传以及美国社会对大学日益增长的迫切需要,学术自由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认识到。1915 年美国各大学知名教授发起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首次就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作出界定,明确大学教师拥有以下权利:追求学术研究而不管研究将导向何处的权利;与研究生一起探索深奥的和有争议的思想观点的权利;在校外在本专业的范围内发表意见的权利;以体面的适于教授身份的方式就一般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2 学术自由是教师从事知识研究、探索和创新的基本权利,它为教师富有创造力地发挥智力潜能、积极从事教学科研创造了宽松的氛围,使教师能够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 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包含了三个基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3认识论基点的学术自由强调大学中的学者有权利在不受束缚的情况下自主决定研究的内容、方向和方法。因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复杂高深的学问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有所专长,这就要求赋予学者研究的自由以避免无知的人对学者及其研究横加干涉。另一方面,在学者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还是真理是行使自由的先决条件这一问题,虽然仍在不断的争论中,但是我们早已从实践中了解到“对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理智领导横加任何束缚都会葬送我们国家的未来。任何教育领域都没有被人们认识得如此深刻,以至于不再能取得新的发现。在社会科学方面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原理被认为是绝对的,即使有也极少。”3 在政治论视野中,虽然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但是作为从事传承知识、探索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主体,学术自由只能赋予学者及学者行会类似的组织。在学术自由的保护下,学者可以避开宪法的限制发表有关研究领域的各种言论,而这些言论如果从非学术的角度考虑则很有可能招致司法的盘问。当然,如果学者在教学场所发表的言论,尤其是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或有关社会变革的形式与自己从事研究的学科领域没有相关性,那么,教师能否用学术自由的旗子为自己进行合理的辩护?在这一问题上,尽管存在很多争议,但在德里克·博克看来,答案显然是肯定的。4 在这一点上,我国的蔡元培甚至走的更远。他秉承我国儒家“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精神,“防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学者可以在课堂在本学科领域阐明不同的观点,即使主张不同,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可以并存,学生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因为,蔡元培深信,“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5 即使是从大学最古老的使命——教学的角度讲,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赋予教师在教学中根据学习者的不同、教学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拥有用何种方法、在何时教授何内容的权利和自由,毕竟,作为接受过学科领域高等学问严格训练的专业人才,教师对此最有发言权。正如美国1957年斯威兹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弗兰克福特法官裁决的那样:“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是——根据学术理由来自我决定:谁可以当教师;教什么;应该怎样教和谁可以被准许入学。”4 道德感是赋予大学学者学术自由的另外一个支点。学者在传承传统知识、教书育人的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在未知领域作出新发现的人。探索、发现新知识已经成为众多学者们强烈的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尤其在强调创新的今天,创新研究的道德责任已经被绝大多数教师内化为追求事业的强烈动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追逐功利的最好的遮蔽物。然而,无论如何,在学者承担研究、探索的道德责任时,必然需要赋予教师研究、探索的自由,即使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学者可能会产生错误、会无所收获,但如果没有研究探索的自由,必然不会产生新的知识,新的知识也不能应用到社会生产中,不能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人类也只能永远停留在历史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