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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名辩学说的文化解读 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在先秦逻辑思想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完整理论体系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在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公孙龙本人也是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的一位里程碑人物。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文化渊源。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观点,诸子之学“出于王官”,而《淮南子·要略》认为源于匡救时弊。公孙龙生逢百家争鸣时代,主要活动于赵国邯郸。从大的文化背景来看,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或“出于王官”,或源于匡救时弊,或二者兼而有之。而其独特思想内涵的形成与其具体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是赵国独特的地域文化才孕育了公孙龙独树一帜的名辩思想体系。总之,公孙龙的名辩思想与赵国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一简要剖析。 一、 公孙龙思想的小与差异 早在“六家并称”的时代,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就被斥为又小又贱,后人更是批评他的学说为诡辩,不登大雅之堂,公孙龙思想的小与贱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物”皆指,指非指 《公孙龙子》中记述了公孙龙的四个辩题,包括“白马非马”、“坚白石二”、“二无一”、“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等。一方面上述四个辩题所包含的看似与日常生活相悖的思想观念是被世人所普遍非议的,但公孙龙“固执”地向世俗挑战,坚决地维护“谬误”的正义性,所以《淮南子·齐物训》评价他为“不可与众同道”(P354)。 2. “白马非马” 《公孙龙子》中的四篇对话体文章是公孙龙名辩思想的主体,而这四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反常的论证方式。一方面他的思想实质往往隐藏在不合常理的语言背后,比如《白马论》中他用“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形非命形也”(P29)来论证“白马非马”,从论证过程来看无可厚非,但结论本应是“白马异于马”,公孙龙却表达为“白马非马”这一带有歧义的句子,于是,他的辩论便被诬为无稽之谈,正象《庄子·天下》中所说:“蚀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P128)。另一方面,公孙龙的论证过程表现为逻辑推导的科学性和严密性,与中国传统主流哲学形象描述的直观性和正义性相对抗,正象司马谈所评价的“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 3. 从“让”到“尚贤” 中国传统主流哲学以伦理道德为基本关怀,强调经世致用,关注的重点是知识内容,正是 “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P7)。而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恰恰相反,他关注的重点不是知识内容,而是关于纯粹“知心”的抽象理论。他紧紧围绕知性思维,运用概念而超越个体的经验世界去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背后的本质东西。公孙龙这种科学的认知态度,遭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的严厉抨击。 在世人眼中如此“怪诡”的学说,没有赵氏集团的尚贤之风的文化背景,恐怕是难有立足之地的。 赵氏的尚贤之风可追溯到对伯益的记载,伯益在大禹之时“佐助平治水土”,建有诸多功绩,再加上其父皋陶的影响,被大禹确立为接班人。据《孟子·万章》记载,禹死之后,伯益为让启而隐居于“箕山之阴”(P189)。当然,对伯益的结局记载有别,评价不同,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伯益思想中的“让”字与“尚贤”无疑应该是相通的。 赵氏另一位远祖蜚廉曾在商纣王朝为臣,纣被武王诛灭后,蜚廉虽然忠于商王朝,但他并未与周室作对,据《史记》记载“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为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民’”(P37)。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蜚廉的内心世界,他与伯益的“让”形异而义同,与尚贤理念是非常接近的。 晋文公霸业的辅佐赵衰更是以“尚贤”著称。《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评价赵衰说:“夫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焉。”(P340)晋文公的评价不仅标注了赵衰尚贤的品德,同时也解释了上文所说的“让”与“尚贤”的相通关系。赵衰的尚贤美德还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妻子赵姬,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衰既反晋,晋之妻固要迎狄妻,而以其子盾为适嗣,晋妻三子皆下事之”(P362)。晋妻的“让”使富有才干的赵盾继承了赵氏宗主的地位,对光大赵氏集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国的形成是韩、赵、魏三家分晋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思想上是百家争鸣,但从主流哲学来看,韩赵魏分晋的行为是反传统的,逆主流的,所以,赵氏集团不唯主流的思想意识又有了现实的背景。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进一步展现了赵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一般认为赵武灵王的改革是以军事争战为目的,穿上胡服,以便于骑射。事实上,早在赵武灵王之前,骑兵已出现在中原战场。赵武灵王在劝说赵国王公支持改革时有这样几句话,“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P372)。表明其改革的目的,是利用胡服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文化圈。所以,没有赵氏海纳百川的胸襟,不会产生赵武灵王如上的革新设想。 公孙龙时代,养士之风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