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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达尔夫人的文学批评观 从身体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学显然不是影响人类生活的意图，而是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然而，当文学意识到它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时，它必然会有各种附加功能，相应地会产生对文学的各种期望。在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中,如果说“兴”和“怨”是文学的原初功能,则“观”和“群”则是由社会性需求所造成的文学的附加功能。也就是说,文学除了抒发情感、宣泄积郁,也可以,并且应当能够“考见得失”(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当与不当之处)、“群居切磋”(彼此交流以达成社会和谐)。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的主张,也说明着文学作用于社会的特定功能,即文学不仅是愉悦性情的一种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维护群体利益、引导道德规范的集团行为。因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文学的可阐释构成中,社会的、时代的内容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也就导致了对文学的社会学批评观的形成。 如上所述,对文学的批评从原初开始即有社会影响及时代认识的诉求,这种诉求也塑成了文学的社会历史品格,成为推动文学创作的一种有力的需求性动力。但社会学批评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理论,应当说起始于19世纪的法国。随着大革命风潮的平息,在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于文学的社会性内容,这既是对现实的逃离,也是对现实热情的一种虚拟性实现。 最早的社会批评文本当属斯达尔夫人的一系列论述,其中最集中体现其文学思想的则是《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1800)、《论德国》(1810)等著作。斯达尔夫人的批评观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因素对文学形态的作用。斯达尔夫人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坎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 在整个19世纪,法国人始终保持着对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热情,另一位被视为“社会学派”的艺术理论家泰纳基于科学化的努力,试图将文学的本质在特定的语境因素中加以确定。于是,他在其《<英国文学史>序言》(1863-4)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说。在泰纳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所建立的道德形态之一,而“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而所谓“环境”是指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干扰或凝固的作用。” 在早期的社会批评理论中,“环境”是文学形态的关键性制约因素,“环境”这一概念被许多批评家使用过,但在不同的批评家那里有不同的内涵,但概括起来大致有几方面内容:一,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地理条件等因素。如前面我们所谈到的斯达尔夫人的论述,“南方的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甚至在追忆心之欢乐的时候,他们也总要把使他们免于受烈日照射的仁慈的阴影掺和进去。他们周围如此生动活泼的自然界在他们身上所激起的情绪超过在他们心中所引起的感想。……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像却因而更加丰富。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这个大自然,跟它在天气方面所表现的那样,总是阴霾而暗淡。当然,其他种种生活条件也可以使这种趋于忧郁的气质产生种种变化。” 那么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 一,艺术模仿环境。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分析了许多例证,以说明艺术作品是对创作者所处环境的模仿,当然,艺术对环境的模仿不是简单的描摹,而是选择性模仿,或曰重构性模仿。如他在分析法兰德斯画派时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当地的生存环境,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泰纳已经将这一环境的主要特征有选择地加以概括,他说:“所有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心满意足与繁荣日久的标志,都显出基本特征的作用;而气候与土地,植物与动物,人民与事业,社会与个人,无一不留着基本特征的痕迹。从这些数不清的作用上面可以想见基本特征的重要。艺术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特征表现得彰明较著;而艺术所以要担负这个任务,是因为现实不能胜任。” 二,环境与艺术的制约关系。环境与艺术不是简单的“环境制约艺术”的关系,准确的说,环境与艺术是一种互文性关系,即彼此交互作用,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对此,匈牙利批评家豪泽尔说:“艺术既影响社会,又被社会变化所影响。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事实上,社会对艺术的影响决定了两者关系的性质。当社会决定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