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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坚雅模式论略 1968年至1965年，石建亚出版了两篇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和工商管理的专业书籍，并对中国的市场体系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 屈指算来, 今年正是该模式诞生40周年。值此之际, 剖析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以及该模式本身的局限性,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尤其是方法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 至于施坚雅模式对国际汉学界的影响, 笔者将另文论述。 一、 施坚雅模式与“基层市场社区” 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3个方面, 下面逐一论述。 近代市场史是施坚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突破口, 并由此奠定了著名的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的分析模式——施坚雅模式。故此, 评估施坚雅模式必须联系中国近代市场史的发展历程。按照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 属于市镇 (town, 另译集镇) 范畴的彼此相连的经济中心地包括:标准市场 (standard market) 、中间市场 (intermediate market) 、中心市场 (central market) 。标准市场又叫基层市场, “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 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至于中间市场, “它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与基层市场和中间市场相比, 中心市场“通常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 有重要的批发职能。它的设施, 一方面, 是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 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这3种经济中心地的居民点, 分别称之为“标准集镇” (又译做“基层集镇”) 、“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在理想状态下, 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 施坚雅模式在中国学者中获得了广泛赞誉。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 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是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之一, 甫经提出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看, 施坚雅模式对中国学者的近代市场史研究有不同层面的影响。只要随手翻阅王笛著作第240—242页关于墟市和高等级中心地的六边形构图, 即可知晓施坚雅模式对其研究课题的重要影响。运用施坚雅模式, 王笛详尽分析了有清一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 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农村定期集市的集期、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在探究中国农村基层市场结构时, 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社区” (或译为“基层市场共同体”) 的概念。 从理论上讲, 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必须对农民行为方式、特点以及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等问题做出诠释。施坚雅关于农民行为特点的理论假设, 就是农民的行为符合理性选择原则, 农民也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人。了解中国农民, 不仅要着眼于村落生活, 而且应该看到农民生活在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之中。既然农民介入到市场体系中, 他们的行为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 必须为获利而思考和选择。在这一点上, 施坚雅所揭示的是农民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构成的超越于农民个体行为的大系统, “他确实比其他一些人类学家看得更为宏观一些, 这可能得益于他把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结合” 有研究者指出, 赣南农村市场的发展史, 凸显了宗族组织与市场活动的互动过程。这一现象论证了经济人类学的观点:传统初级市场不是由经济控制的, 而是由亲属关系来控制的。因此, 施坚雅尝试用西方理性经济人和规范经济地理学的模式来解释中国传统基层市场时, 就面临着理论上的挑战。 施坚雅分析了现代交通运输的引进对基层市场社区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基层市场趋于消亡, 高一级的中间市场转变为现代贸易中心, 同时村庄的社会职能得以强化, “在市场体系现代化导致社交范围扩大的同时, 它却可能造成了社区的缩小。它还使村庄具有了新的意义, 随着基层市场社区逐渐消失, 它们的大部分社会功能转移到下层村庄中, 每个小村庄逐渐变得把自身利益看得高于村际合作。”不过, 近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 据施坚雅估计, 到1948年“中国农村市场体系中只有10%发展为现代贸易体系” 与“基层市场社区”相联系的另一重要概念, 是“非正式管理”。施氏关于“非正式管理”的论述, 拓展了中国市场史的学术空间。当施坚雅将中国农村市场结构首先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然后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加以审视时, 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基层市场的管理问题。施氏指出, 基层市场社区的权力结构与该结构对市场的控制不可分离。各种民间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庙会董事会、宗教团体等, 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控制这些组织的不是农民, 而是乡绅和商人。施氏正式使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