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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汉语方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 汉语方音史研究现状 鲁荣玉（2008）认为，语言学术界应该关注“三个历史事件”，即“中国方言史”、“中国通语史”和“中国语言学史”。 汉语方言史研究可分为方言语音史、词汇史和语法史三大部分。由于语音是封闭的系统,研究起来容易把握;而词汇、语法是开放的系统,研究起来相对困难一些,所以,目前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方言语音史方面。该文主要讨论有关方言语音史研究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汉语方言学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据张振兴先生的最新统计,最近一百年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成果。根据《汉语方言研究文献目录》大略统计,截至1994年,国内外已有汉语方言文献目录6000多种。其中:方言通论性质的有450多种,官话方言2000多种,晋语300多种,吴语600多种,徽语30多种,赣语150多种,湘语150多种,闽语900多种,粤语400多种,平话30多种,客家话300多种,其他类方言200多种。1994年至2010年,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方言文献目录定不少于3000种,其中晋语、平话土话、徽语的研究文献,继续保持发展领先势头,增速比例最快。 截至2010年,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成果多达上万种。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文献数量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昌黎方言志》《中国语言地图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地图集》等一批标志性的重大研究成果,在推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以及方言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 汉语方言近百年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为汉语方音史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汉语方音史的研究成为可能。因此,汉语方音史研究逐渐提上了研究的日程。 与现代汉语方音的共时研究不同,汉语方音史的研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依据历史文献,按时间顺序来构建一种方音的历史;二是通过比较现代方言,分地域重建方音的历史。20世纪的汉语方言研究,尤其是最辉煌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汉语方言研究也多是以现代方言的调查描写为主。学界的精力多集中在调查描写方面,方音史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汉语方音史研究成果不多是可以理解的,一是大量的汉语方言现象还不为人所知,即使是今天也还不能说汉语方言已完全调查清楚了,也还有许多空白点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去调查。用历史比较法构建汉语方音史,必须依靠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汉语方言调查的材料越多,用以比较的形式就越多,推理就越准确,重建的语言也就越可靠。二是从历史文献钩稽方音史实属不易,汉语方音史的研究有待于历史文献,尤其是贴近口语的文献整理挖掘。汉语方言文献的整理、挖掘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 利用历史文献进行方音史研究,是方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20世纪方音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20 闽方音的历史层次 历史比较法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它是语言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也是一种成熟的理论模式,已为国内学者所熟悉。它是通过比较方言和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找出同源词的对应关系,以探索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重建原始语。汉语方音史研究自然离不开历史比较法。桥本万太郎《晋语诸方言の比较研究》(1976—1977),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日本找人调查、70年代发表的晋方言研究成果。全文共分三部分,前两部分是语音描写和分析,后一部分是词汇和语法比较。语音部分有晋方言朔县、五台、汾阳、安邑(今运城市盐湖区)四个方言点的音系和声韵配合表,并对声韵特征进行了分析解释和历时对照。对鼻音后带同部位塞音,如五台话m—→mb,安邑话与关中方言相近等特点均有分析。董同龢先生《四个闽南方言》(1960)调查了厦门、漳州龙溪、泉州晋江和潮汕揭阳等四个地方的闽南方言,作为比较闽南方言的起点,而且看到闽语有不止一个时间层次。美国语言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先后发表了多篇构拟原始闽语的文章,如Tonal development in Min(《闽语声调的发展》1973)、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原始闽语的声母》1974)、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闽方言的历史层次》1979)、《原始闽语的韵母》(1981)、《闽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1986)等,这些文章均抛开文献材料,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法的规则,通过比较现代闽方言的内部差异和对应规律来构拟原始闽语。日本辻伸久《广西粤语比较音韵论》(1980)对广西南部八个粤方言点进行共时比较,并进而论及粤语“祖语”的重建问题。孟庆惠(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