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赵坚教授探讨高铁外部性问题-东方早报.doc

与赵坚教授探讨高铁外部性问题-东方早报 ?编者按? 这是高柏教授对赵坚教授的再次回应。因为这次墨西哥高铁事件，本报发表了赵坚和高柏教授的各自两篇文章，一共四篇，对高铁问题从国内到国外进行了一番讨论。围绕着高铁争论，未来很长时间将持续下去，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至于赵、高两位学者到底谁是正确的，编者想大概只有时间可以给予我们解答，正如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成功与否一样。其实，高铁之争折射着人们对中国高铁发展模式背后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不同看法。 高柏 赵坚教授过去一直用简单的投资回报算账法来批评中国高铁。这次读了笔者的文章后承认在评价高铁时可以“探讨”外部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进步。下面是对赵坚教授提出的各项批评作出的回应。 谁为外部性买单, 赵文质疑“中国高铁海外投资赔钱，在给外国带来正外部性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中下水平，为什么要赔掉中国老百姓的钱在国外创造正外部性，这是该文作者难以回答的问题”。 赵文用扭曲别人观点的手法来进行批评。它首先承认高铁建设对他国有正外部性，然后无视笔者关于中国高铁走出去在国际上对中国产生的正外部性的长篇讨论，把对他国的正外部性与该文想象出来的中国赔钱直接嫁接，再提一个民粹主义的问题来哗众取宠。 关于中国高铁的外部性，笔者在文中具体地讨论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中国在其他国家建高铁既产生对他国的外部性，也产生对中国本身的外部性。其他国家建高铁当然要为他们得到的正外部性买单。他们对外部性的评估最终会反映在他们是否上马高铁和同意支付的价格上。 笔者在文中讨论各种中国高铁走出去为中国带来的外部性。中国当然要为这些外部性买单。中国对这些外部性的评估将体现在中国在何种条件下参与他国的高铁项目。这个评估不仅要考虑成本和风险，而且也要考虑笔者在文中讨论的各种中国参与国际项目产生的对中国的正外部性。如果中国评估的结果是负外部性大于正外部性，中国不应该接他国的高铁项目。 赵文想当然地认为中国高铁走出去都要赔钱，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明。退一步说，即使从赵文一贯使用的简单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看有赔钱的可能，要想反驳笔者的观点，你也必须证明笔者在前文中提出的中国高铁走出去对中国产生的各项正外部性之和小于赔钱的部分。 我们应该努力做的是研究如何建立综合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严肃的外部性评估方法以及如何减少和控制参与国际项目风险的方法，这才是正业。 逻辑自相矛度, 赵坚教授认为，笔者的文章假设“高铁海外投资是盈利的。这与该文作者认为高铁海外投资不能单纯考虑利润，不能在意亏损，而应考虑正外部性的逻辑自相矛盾。” 笔者从来没有使用赵文想象的假设。不是笔者的逻辑自相矛盾，而是赵文作者根本没有理解笔者的逻辑，又自己想象出一个逻辑强加给笔者来批。笔者提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毕竟有较大的风险。通过为其他国家建设高铁融资来投资外汇储备是分散金融风险的一种形 式”。其中的逻辑是:无论是把外汇储备用来买美国国债还是为他国高铁建设融资都存在风险。在这种情形下，把钱分开投的风险要小于把钱全都投在一个方面的风险。分散风险是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 谁的概念混乱, 赵文认为，笔者上次的文章“把多个不同概念混同在一起讨论，如?高铁海外投资??高铁出口??出口高铁??高铁融资?，这些是完全不同的高铁走出去形式，不能混在一起，要分别研究其风险和利弊。如果?高铁出口?指的是利用我国高铁装备制造和建筑施工的性价比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则正是笔者所主张的。而高铁海外投资、高铁融资、出口高铁则是笔者坚决反对的，因为存在巨大的财务风险、外交风险和政治风险”。 赵文支持“高铁出口”，反对“出口高铁”，笔者还真不知道这二者的区别何在。“高铁出口”与“高铁融资”的意思当然不同，笔者在讨论它们时并没有混为一谈。赵文作者可以反对“高铁融资，”但是那是一个帮助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金融工具。至于“高铁海外投资”，是编辑的一种表述。 在新疆与其他省份之间应该建两条铁路，而不是一条高铁, 赵坚教授认为笔者的文章“用普通铁路的正外部性来论证高铁的正外部性，没有分清二者在技术经济属性上的差异”，“用具有更高正外部性的普通铁路来论证高铁的正外部性是偷换概念”。 笔者讨论的国内部分的各种外部性都是针对高铁的。国际部分的外部性普通铁路与高铁两种情况都适用。 赵文坚持的评价高铁的标准是“高铁具有更快的速度，虽然其票价是普通列车票价的3倍，且高于软卧的票价，但高铁带来的节约旅行时间的价值要高于高铁的建设运营成本”。 这是一种书斋经济学的计算方法。如果我们脱离现实生活，从书本出发就事论事，它可能有点道理。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政府在做关于高铁的决策时都不可能只从这个 角度考虑问题。 赵文反对高铁的另一个理由是“速度越高，能源消耗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