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史学意识来源探寻-《青年文学家》(2022年3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钟嵘史学意识来源探寻作者：李培蓓来源：《青年文学家》2022年第03期 《诗品》为中国诗歌批评专著之滥觞，其作者钟嵘也因此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每论及诗人必追溯其源流的批评方法在古代文论中独树一帜，带有明显的史学色彩。目前已有张伯伟等学者对《诗品》“推源溯流”的批评方法作出研究，但对于钟嵘缘何拥有史学意识，却并无系统论证。这与钟嵘本人除《诗品》外并无作品传世有关，我们无法从他的文字中探寻其思想来源，虽能感知他身上的历史意识却苦无证据。因此，想要探知钟嵘的史学意识之来源，还须从社会历史环境、家学渊源和钟嵘自身的学习经历、仕宦交游等方面综合考量，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钟嵘在创作《诗品》时的所思、所想。 一、“注重师承”的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学术有独特的“注重师承”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内的所有权力都在发生转移，政治经济大权由周王室转移到了诸侯贵族的手上，文化上的权力由史官等官僚下移至诸子各家学者，而文化的传承责任也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官学转向了私学。文化权力和文化传承责任的下移也自然影响到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官学逐渐没落而私学渐起。私学的兴盛使得老师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为文化权威不再是官方的机构或团体而是老师，对文化的尊崇也一定程度上映射到了老师的身上。除了老师在文化上地位的提高，文化权力的下移也导致著述权、话语权的下移，诸子均可自由著述以阐发自己的思想，但为了增强内容的说服力，他们往往采取“托古”的著述方式，典籍的不朽使得著作的流传要比师承更加牢固，影响力也更强。因此，“注重师承”又从单纯的治学态度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 到了魏晋时期，学者们渐渐不满汉代“述而不作”的学術风气和繁琐迷信的治学态度，斥纬书为诬妄，以为“六经皆史”，史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除此之外，这些学者们还反对孔子的神圣化，批判汉代儒生赋予其的“素王”地位，认为孔子的定位仍然是值得尊崇的“老师”。在这一时期，虽然从显学的内容上是玄老取代了儒学，但从学术研究层面上却是在还原先秦“尊师重道”的传统。而钟嵘正是成长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粱书·钟嵘传》中有言：“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举本州秀才。”这一段有两个信息，一是钟嵘明《周易》。这是与魏晋南北朝的学术风貌直接相关并有必然联系的，汉末古文经学逐渐兴起，此时流行的典籍不再是经过汉儒改造的今文经，而是贴近典籍原貌的古文经，三大注疏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即王弼的《周易注》。除此之外，钟嵘好《周易》也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钟嵘的十一氏祖钟繇“为《周易》《老子》训”，其少子钟会“十一诵《易》……雅好书籍，涉历众书，特好《易》《老子》”。《周易》从内容上来说并不与《诗品》直接相关，但钟嵘早年的学术训练带给他的是创作《诗品》的动力。经学家们摒弃了掺杂了阴阳五行和大量政治教化的内容，注重历史和训诂，在典籍的注疏中阐发自己的思想，进而形成学术论著。王充《论衡》有云：“夫通览者，世间比有;着文者，历世希然。”古文经学对著作的重视，对钟嵘等文学批评家来说，是撰著的直接驱动力，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发达的原因之一。 二是钟嵘在国子监读书时颇受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俭的赏识。钟嵘在学术上受到王俭的影响是直接的，王俭既是钟嵘的老师，同时也是他仕途上的领路人。钟嵘品评王俭时，以谥号文宪称之而不称名，这种避讳在《诗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足见他对老师的尊崇。钟嵘对王俭的尊崇不仅体现在态度上，也体现在《诗品》的创作之中。他曾在《诗品序》中提到自己创作《诗品》的动机：“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其中“七略裁士”这一类似于史志目录著作体例的学术渊源即来自于王俭。章学···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