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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与政治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断被开发和利用，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功能，以满足社会与人类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社会的发展现实表明，体育已向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渗透，政治也影响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是体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育文化目前发展的最高层次，政治可以对竞技体育产生影响，同时竞技体育也对政治产生着反作用。 　　一、竞技体育概述 　　（一）竞技体育的概念 　　我国运动训练学将竞技体育定义为：在全面发展身体、最大限度挖掘和发挥个体或群体在体力、心理智力等方面的潜力的基础上，以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主要目的的过程。但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则将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即竞技体育是一种介于游戏和工作这一连续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化、体系化的竞争性身体活动。竞技体育指的是一种活动，它有正式的记载和传说，它是以打败对手获取有形或无形的价值利益为目的，是在正式组织起来的体育群体成员或代表之间进行的，它强调通过竞赛来显示体力和智力。这种竞赛只在正式规则所设立的限度之间进行，而规则对参赛者职责和位置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二）竞技体育的发生与发展 　　中国古代曾出现过许多类似竞技体育的活动方式，如：礼射、蹴鞠、投壶、捶丸等，但目前中国盛行的各种竞技体育活动绝大多数来源于西方近代的竞技体育（sport）。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人、采集人、农耕人在闲暇时间里所进行的娱乐运动，随后发展至古代奥林匹克的祭典竞技。在中世纪，祭典竞技遭到禁止。文艺复兴割断神学的锁链，使古希腊文化得以再生和发展，逐步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体育文化。早在人类产生之前，动物之间就存在着生存竞争、本能的学习行为和无意识的游戏。这些活动是动物的非意识活动，缺乏目的性，也不可能演化为与人类相同的竞技活动，即竞技体育，然而这些活动对远古时代人类的“竞技”的产生是有重要的影响的。 　　在人类的蒙昧、野蛮时代其竞技活动是十分原始的，反映在简单社会中人们那种身体需要和物质需要上。这一点从民族学家、人类文化学家对至今尚处在氏族社会的非洲、大洋洲部落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证明。 　　真正意义上的竞技体育发源于英国的户外竞技运动，它是欧洲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资本家雇佣剥削、商品交易的过程中，形成了市场经济，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竞争行为和观念。人们的这种活动特征和价值观念迁移到业余文化生活中，便催化了近代体育的勃发。英国衰落后，又将优势地位转移到美国，竞技体育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发展逐渐成熟。因为只有当国家的人口由分散的农村集中到城市，社会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质、能量、信息和闲暇时间的时候，同时当精神文明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竞技体育才会较快步入社会生活。 　　二战后，世界处于较长时间的相对和平状态。人们强烈地寄希望予竞技体育的发展，从而避免战争动乱，加强国际的友谊与合作。有的学者提出“竞技体育是随着人类的文化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文化战争。”因此，用国际竞技体育活动来解决国际间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比用战争来解决代价是微小的。这说明竞技体育发展具有一个良好的思想背景。因此，六七十年代以后，竞技体育更向国际化、高水平化的方向迅猛发展。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都从不同的侧面推动了国际竞技体育的发展。 　　竞技体育决不是对社会作简单的“符合”和再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还有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许多竞技体育的形成过程，有一种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最初人们的简单玩耍(play)；经过人们的加工整理产生简单的规则和裁判方法，在局部区域里的民间游戏(game)；经过某些社会组织认定，并确定文字规则，规范了场地、器材、竞技体育项目(sport)。但由于民族文化各有其特点，因此各民族游戏的性质和方式均有所不同。中华民族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在游戏活动中比较拘谨，游戏娱乐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是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很难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竞技体育与政治 　　竞技体育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它对人类和社会有多方面的价值，尤其是政治价值。 　　（一）古代竞技体育与政治 　　我国古代自政治理论形成，社会生活中便贯穿着突出政治的原则。在战国末期，楚国政治家屈原被放逐后，看到国政衰败，即将亡于秦国，于是投汨罗江自杀。群众怕鱼虾啄食他的肉体，就制造龙舟加以打捞，并击鼓鸣锣，驱逐鱼虾，于是逐渐成为在端午节那天，在南方江河湖泊上要举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古代竞技体育与政治（势力、形式等）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要从属于政治，又要服从于政治，一旦被认为不能负荷政治责任，或处在从属和服务二者无法调和的状态中，它就会受到冷落和批判。在突出政治是社会生活重要准则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