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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动因的相关研究 服务业作为当前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影响其发展的因素有很多，许多学者对此基于不同视角、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政府行为方面，江小涓、李辉（2004）认为，我国对服务业的管制比较多，服务业的很多部门都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此外，一些领域对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一些有意愿的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难以进入，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陈艳莹等（2008）认为在经济转轨时期，企业在选择是否进入服务业时，相较于行业的专业壁垒、高级人才稀缺等进入障碍，政府关于服务业的管制、垄断等制度政策对服务业自由进入退出的制约效果更大。Guglielmo 等（2011）以经合组织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更密集的使用监管较少的服务的制造业的经济表现更好，较低的服务监管会转化为更快速的增加值、生产率和下游服务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增长。张平、余宇新（2012）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抑制了我国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但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导致的，由于我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加之我国对于服务业准入方面的门槛比较高、限制比较多，使得外资主要都流向了制造业部门，这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进而对服务业产生了抑制作用。 在产业内部因素方面，Shugan（1994）认为生产过程的细化在进一步增加对服务需求的同时，将原来工农业部门中为其生产提供服务的部门分离了出来，归并到了服务业里，这有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员工的熟练度，进而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降低了成本，这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繁荣发展。Francois（1995）认为，服务业的扩张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中间服务的增加有关，且这种对服务需求的增长与制造业内部生产结构的变化更密切相关，即随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使得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逐渐外化，带来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值增长。李蕾（2018）认为制造业升级依靠的是服务，从教育、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到各种各样商业服务的支持是制造业升级的根本依托，所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会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在城镇化方面，杜宇玮、刘东皇（2015）认为随着城镇化率的大幅提高，首先，大量的乡村人口流向城镇，促进了人口集聚，既增加了对服务的需求，也增加了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服务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扩张了服务业的规模；其次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升级，促进了服务业结构升级；最后，城镇化的外部经济效应有利于整合高级要素，改善资源配置，增进了服务业的效益。顾天竹等（2021）研究发现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有助于促进家庭生活服务外包，提升服务购买量，且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对劳务服务需求的拉动作用比扩张土地面积的作用更大。 在基础设施方面，Eschenbach 等（2006）认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和服务业的自由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相关服务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整体的增长。高翔等（2015）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运输效率的提高，进而对服务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还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促进了服务业专业化分工。艾小青、张雪薇（2020）认为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有助于企业获得丰富的人力资源，产生要素整合效应，另一方面降低了企业运输和交易成本，有助于知识和技术的外溢，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在人力资本方面，张月友等（2020）认为人口素质提升可以促进服务业增长，高素质人口的增多可以促进服务消费范围的扩展和家庭服务市场化，进而提升服务业的比重。戴魁早等（2020）认为行业的增长速度与该行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高度相关，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提升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技术水平， 推动了创新，推进了服务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