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含金量，非常有限.docxVIP

“贞观之治”的含金量，非常有限 先来看一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串数字背后，是一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再来看另一串数字： 秦灭六国后，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 这串数字背后，是另一串名词：秦末流民、绿林赤眉流民、黄巾流民、隋末流民…… 历史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作着殊死搏斗。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是有限的，农作物亩产也一直没有质的改进。无论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汉末年的流民问题，未必全是暴政的结果。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随着生殖力的提升，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几乎没有提升。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大规模的流民问题再次出现（也并不是说宦官专权与外戚干政是无辜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论述，并不是说没有暴政，也不是说完全与暴政无关——事实上，暴政是秦制下的一种常态。秦制下的太平盛世，乃是一种“暴政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须量≈土地出产总量”的状态。一旦“暴政汲取量”激增（比如汉武帝要实践自己的“雄才大略”），或者人口增长至一个较高的水准，“盛世”就要出问题。 所以，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新农作物的引进、南方山地的开发，都可以提升这一上限。但更多的时候，因为朝廷的暴政，历史等不及上限的提升，也等不到上限的到来。譬如秦、隋两代。 在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是成正比的。朝廷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等同于变相地压低生产力的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流民的大量出现。 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但凡社会安定，执政者实行的必是“仁政”。这实际上是从结果去定义前因。事实上，当人口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实现所谓的“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 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与“伟大”的太宗皇帝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毕竟李世民少折腾一点，对民生的恢复是有好处的）。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执政者拥有正常智力，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之治”都不会爽约。 而且，这些“××之治”不过是一种相对而言的东西，在民生层面，它们的含金量往往相当有限，多数停留在“饿不死”的程度。 图片 具体到“贞观之治”。? 按唐代的户籍制度，民众有“课户”和“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 所以，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这方面，史学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参考。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 “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