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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电话里的国际风云 　　导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还不习惯“热线通话”。今天则不同，“领导人热线”越来越多，通话越来越频繁，这表明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大。 　　1965年我调入外交部礼宾司之后，几乎整天与电话机打交道。我爱把繁忙的“黑机”和神秘的“红机”都称外交电话。今天通讯手段发达，我更高兴地看到电话外交的频繁运用。电话见证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 　　敏感的“黑机” 　　礼宾司的电话多且重要，是代表国家的重要窗口。每天上班电话响个不停，繁忙的“黑机”子让我整天忙忙碌碌，岁月在不经意间溜走了。 　　上世纪60年代，那时在社会或家庭里电话机少，如果一个人有电话机，那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那个时候，我刚从宁静的大学课堂到外交部，看到那几台电话机，既高兴又畏惧。我注意到老一辈同事接打电话时礼貌、简洁和明了，但我接打电话却常常弄得满头大汗，让我的领导张处长很是不满意。尤其是他听到我的广东腔普通话，常常摇着头说：“小吴，你要好好学习普通话！”于是我天天仔细听老同志如何打电话，向他们学习，日月积累，渐渐地掌握打电话的技巧，我在“黑机”旁也变得游刃有余了。 　　接打“黑机”尤其要注意细节，不能所心所欲。我记得有一次某国驻华使馆来电话，告其大使将于某日回国述职。我承诺会报告给领导，但我却画蛇添足地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张处长听后很生气问：“是谁授权给你问这些？”我无话可答，后来我知道错了。因为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意味着礼宾司会有官员送行。外交电话很敏感，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 　　而且，接打电话要勤快，记要点，然后整理电话记录单报告领导。填写电话记录单很重要，一来备忘，日后处理方便；二来日后梳理，积累的记录单能成为调研的好材料。 　　外交电话里的政治元素 　　“外交无小事，遇事要请示”是我工作的座右铭，接打外交电话也要遵循这一原则。这里有个故事：1955年初的一天，印度驻华大使打来电话询问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要直接同总理通话。礼宾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几位司领导反复商议后，由一位专员出面婉言拒绝。此事后来受到总理的批评，因为总理在不久前陪同毛主席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曾和印度驻华大使说过，有事可直接给他打电话。 　　周总理同刚上任的礼宾司司长柯华单独谈话，先询问柯华到外交部工作前担任什么职务，接着耐心地向他谈了中印关系的重要和毛主席对中印关系的重视。周总理对柯华说：“做外交工作，可不像你当市委书记，那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工作的每一件小事都疏忽不得，搞不好，都关乎国家大事，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影响。” 　　最近我读周晓沛大使的《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这本书勾起我对外交电话的很多回忆。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当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译员顾达寿打电话，想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却遭到拒绝。顾达寿在其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涯》中这样写道：柯西金让他接通北京的电话，说要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中方接线员小姐生硬地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就将电话挂断了。应柯西金的要求，他接连拨了四次电话，都被挂断，而且接线员还很不礼貌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修坏蛋柯西金通话”。 　　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 所以说，外交电话好像小事一桩，事实不然，几乎每个电话，都包涵着政治元素。“外交无小事，遇事要请示”，回首前行路，这是经验之谈。对外交人员来说是这样，对其他人也不例外。 　　神秘的“红机” 　　中国党政军部门的红色电话机称“红机”，属党政专网电话，在中国专指副省军级以上的党政军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整个系统独立于电信系统之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建设和管理维护，红色电话都采取了最为先进、严格的保密措施，通信联络的可靠性和畅通性很高。 　　周总理是用“红机”与礼宾司联系最多的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是开创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礼宾工作的奠基人，他身体力行，事必躬亲，经常打来电话，找具体办案的同志询问礼宾安排。指导礼宾工作。 　　我记得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身份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那时伊朗巴列维国王的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首都德黑兰已相当混乱。华国锋一行离开南斯拉夫前一天，随行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开全团会议，讨论是否按计划访问伊朗，会议通过继续访问伊朗的决定。 　　我当时在北京负责华国锋代表团出访的后台工作。我接到“红机”的电话，是叶剑英办公室打来电话，传达叶帅的指示：“乱邦不入，危邦不居”，我立刻报告领导。但不料，华国锋主席一行的专机已飞抵德黑兰。据说，华国锋主席抵达后由伊方直升机从机场直接送至下榻处。 　　“红机”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独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