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健全初探抗战研究.docVIP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健全初探 李　翔 （南京大学 历史系 南京 210093） [提 要]：抗战初期，随着战场伤亡的迅速扩大，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急需健全。为此，国民政府从中央、军队、地方三个层面，对抚恤机构进行了充实与组建。伴随机构的逐步健全，抚恤比例明显上升，激励了官兵和民众的抗战斗志；抚恤观念相应发生转变，带动了积极抚恤业务的开展；与地方的业务联系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各级地方政府对抚恤事务的重视，为抗战的坚持和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不过，因各种因素的交错作用，至抗战后期起，军人抚恤运行的不良征兆亦已开始显现，这表明国民政府的政权运作出现了严重问题。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民政府；陆军；抚恤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从中央、军队、地方三个层面，对抚恤机构进行了充实与组建。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 本文拟就陆军抚恤机构的健全原因、措施、效用、存在的问题等作一初步探讨。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国民政府为调动全国抗日资源，以争取抗战的胜利所作出的努力。因各种因素的交错作用，至抗战后期起，军人抚恤运行的不良征兆亦已开始显现，由此又可以窥视国民政府政权运作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一 健全缘由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陆军抚恤机构依旧停留在内战体制之中，亟需转变角色。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陆军抚恤事项由军事委员会军政厅恤赏科主管。1928年10月，军政厅由军事委员会转隶行政院，并由厅改部。同年12月17日，《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但该组织最终并未成立。1933年9月1日，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设置“剿匪”军抚恤处， 专门处理行营所辖区域内“剿匪”军抚恤事务。南昌行营移驻武昌、重庆后，抚恤事务缩减，改编为抚恤科，继续办理“剿匪”恤案。1934年4月，陆海空三军人事业务进行调整，总掌抚恤机关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1935年3月，军政部恤赏科归并铨叙厅，设抚恤科。1937年11月，行营抚恤科也并入铨叙厅，仍设抚恤科专司抚恤事务。 从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陆军抚恤机构主要负责处理内战中伤亡官兵的抚恤事宜，“剿共”军抚恤事务是其重中之重。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期，抚恤机构向服务于抗战，由内战体制转向抗战体制的步伐偏慢。这似乎能够说明，国民政府对抗战的准备工作不够全面，至少未能充分意识到抗战的严酷局面。因而，对于出征军人善后问题的重视程度依然停留在“剿共”战争的水平线上。为激励广大官兵不惧牺牲，奋勇杀敌，陆军抚恤机构亟需转变角色，才能更好地抚慰抗战伤亡官兵，恤赈抗战军人家属，从而提高士气，并动员全国力量参与到抗战之中。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过于薄弱，难以满足日益激增的抚恤事务的迫切需要。抗战开始后的几次大会战，伤亡人数远非内战所能比拟，抚恤科难以满足日益激增的抚恤事务的迫切需要。1937年，国民政府仅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抚恤科执掌陆军抚恤事宜，各省不设垂直分支系统，加之对抚恤事务的宣传力度未能跟上，一些省县地方政府甚至不知应向何机关请领恤金，这与忠勇官兵壮烈牺牲的抗战局势极不合拍。如1938年初，湖南省湘乡县政府呈请省政府核示各种恤案应如何办理？省政府也拿不准政策，只得上报军事委员会。省政府后转奉军事委员会指令：“本会铨叙厅于1937年9月1日，改隶军政部，自1938年2月1日仍回隶本会，无论何项恤案，概呈本会核办”。 5月11日，湖南省政府训令湘乡县政府照令实施。 该恤案表明，在抚恤机构向抗战体制转换的交接期，抚恤事务的开展在一些地方一度处于模糊状态，致使部分地方政府请恤无门。且因各省不设抚恤分支机构，省、县政府遇事只能请示中央抚恤机构，公文辗转往来很费时日，办事效率低下。如湘乡县从呈文到接受指示，前后历时约5个月。 发生在湘乡县政府身上的事例并不是一件孤例，各部队亦因无主管抚恤机构，许多恤案长久悬置，甚至遗漏散失，“尤以淞沪至徐州历次战役，至今多未呈报。” 许多官兵殉职后，亲属得不到部队官员的通知，他们或者从朋友处探听到不确实的消息，填具表格，由县、省转呈主管抚恤机构请领恤金，得到的回复，多半是原部队没有呈报，无案可考。写信到原部队请查，往往又因原部队对抚恤事务不注意，或以人事变迁，无法查明阵亡官兵的事迹，致使遗族数年得不到问询结果和恤令、恤金。许多得不到抚恤无以为生的抗属，被迫从国统区逃入抗日根据地。如在陕甘宁边区，仅延安县即接收1000个以上的国军抗属。边区政府把它们分别安置在各乡，分给土地，发动农民代为耕种。抗属王禄生夫人说：“丈夫在中条山无消息了，我上有老父下有孤女，没有政府代耕救助就完了。” 国统区抗属向抗日根据地的流动，反映出部分遗族对国民政府军人抚恤制度的不信任与无奈，亦是民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