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耶利内克《钢琴教师》中暴力主题.doc

浅析耶利内克《钢琴教师》中的暴力主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3 一、引言 1983年，耶利内克以小说《钢琴教师》取得了其创作生涯中伟大的突破，该小说迄今为止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1] 目前，许多国内外学者对该小说进行了诸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其中包括研究小说与心理分析理论的关系[2]，从语言表达方面揭露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压抑与排挤[3]。耶利内克自己将这篇小说称作“局限的自传”[4]，据耶利内克所言，小说中的主人公埃里卡. 科胡特“甚至有一部分就是我自己”[5]本篇论文笔者试图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另一视角分析《钢琴教师》。通读全文，读者从小说的第一个场景就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暴力的气息，可谓贯穿整个情节。而小说中所呈现的暴力不只是简单的肢体冲突，还隐藏了更为深层的含义。论文从几个方面对充斥于整篇小说中的暴力进行解读，即母女关系中的监督与规训、音乐艺术的形变与创伤、男女关系中的施虐与被虐、自我身份的定位与逃避，最终得出结论：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环境中，任何挣扎或是逃避都注定无济于事，所有的一切终将归于自我的听天由命 二、母女关系――监督与规训 小说以女钢琴家埃里卡.科胡特“像一阵旋风似的窜进自己和母亲共住的住所”[6]开始，读者能从中获悉主人公的职业、名字，以此具名所提之人的身份得以明确。古往今来，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总是在第一个句子里就成为叙事中心。通常而言，是由第一叙述者或者另一个非主角的人物将主人公引出场。而在《钢琴教师》中，读者在主人公一回到家时就知晓主人公，这样的出场方式会让我们不禁问道：为什么她要“像一阵旋风似的”“窜进”房子里？她匆匆忙忙的原因是什么？害怕？怕什么呢？从之后与母亲的对话中得知，埃里卡匆忙回家，并不是由于外部危险，而是来自家里。母亲恰好就是危险的来源。对于母亲而言，埃里卡是个孩子，不是成年人。而事实上，埃里卡已经是“快奔四十的人了”，纵使她想要摆脱作为孩子的角色，却不容易摆脱母亲的掌控。关于埃里卡的出身，小说一开始就已经交代清楚，“家庭”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埃里卡登场，父亲下场。”这展现出了一种匆忙的代际更替。父亲在埃里卡的人生中扮演了一个缺席的角色，文中对父亲的提及只是寥寥数语。父亲、母亲和孩子三者的关系以一种无意识的机制展现出来。父亲被母亲和自己在肉铺老板的帮助下被送到精神病疗养院的过程是一种对父亲角色的阉割。从此这个家庭只剩下母亲和女儿，埃里卡也逐渐接受了男性角色缺失的世界。埃里卡过着双重的生活：一方面，她的大部分时间由母亲支配，而埃里卡是被管理的一方。另一种生活是母亲和周围其他人都无法察觉的。小说之初，母亲与女儿因为新衣服而产生的争吵是一个尴尬的例外，一般而言，这两种维度的双重生活很少产生碰撞、发生冲突。这样的争吵并不是在抗争，而是失败的体现，就如同在嘲弄这个讲求效益的社会一样。此外，在争吵后紧跟着的是和解，埃里卡扯掉母亲的头发，立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而母亲依然是胜利者 根据福柯所言，冲动和欲望应受到惩罚[7]，主人公对外表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对肉欲的需求都是冲动，是欲望，其所受的惩罚体现在母亲强加于身的钢琴。母亲扮演着审判者与处决者的角色，不仅控制着女儿的行为，还控制着她现在的、将来的和可能的情况。在这个只有母女的小家庭中，母亲就是女儿的法律体系，她操控着女儿的行为和意识，阻碍其欲望和本能。母亲即是审判者也是惩罚者。一旦女儿的行为脱离母亲为其制定的法律体系，于她而言就已经踏上犯罪的道路，便会受到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人公很有可能渐渐习惯并乐意在母亲所谓的法律体系中生活。母亲对女儿的惩罚不仅仅是以钢琴作为媒介，因此而派生出来的惩罚方式多种多样，如限制其活动地区。目的并非纯粹的惩罚措施，而是为了监督，消除其“犯罪”的可能性。母亲对女儿的惩罚太过于个人化，这是新的权力策略的一种后果。她所采取的惩罚并非血腥暴力的手段，而是深入灵魂，对其进行禁闭和教养。母亲总在驯服女儿，对她的人生进行安排和征服。当女儿的肉体受到控制，便成了一种劳动力。钢琴便是其劳动的工具。母亲施加在女儿肉体上的权力并不是一种所有权，也不是占有，而是恣意的运作、谋划。作为无权者，女儿总被强加义务和禁锢，越是反抗，压力越大。母亲在对女儿进行规训和惩戒的过程中，压制了她原本应有的自由。另一方面，权力制造知识。女儿的钢琴知识可为母亲的权力服务，母亲将女儿的钢琴之路当作实现自己进入上流社会愿望的工具，时刻计算着女儿以及其艺术的经济价值和所能带来的收益 总而言之，母亲的监督和惩戒对女儿个性成长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摧残了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尤其对于性的态度更是显得病态。母女之间的关系已被异化，其中所隐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