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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和籴问题试论

一、前言

自陈寅恪先生以“河西地方化”的理论，探讨和籴问题以来，学界纷纷针对和籴的渊源、用途、实施地区、[1]强迫性或自愿性、与籴本来源等课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论辩。和籴一词最早见於北魏，其制度渊源一般皆远溯至李悝的平籴法、管仲的轻重理论与耿寿昌的常平仓。然唐代的和籴初不以平价为目的，谷物供给对象也不在百姓，因此以常平敛散法衡诸和籴，似乎未尽妥贴。但另方面，和籴透过两和交易拥有大量谷物，其功能与运作法，势必受各式仓储的影响，并随着客观环境的需求而调整。故穷究和籴递变之迹，寻绎其与常平等法的异同，不唯可澄清和籴的面貌，亦可了解唐政府重视和籴的原因。

近年出土的敦煌文书中有不少关於和籴的资料，它除了细致地描绘官府收购粮食的情形，还出现了一种未见於其他史料、名为交籴的概念。和籴、交籴之别，学者的观察点多集中在估价高低、籴者身份、实施季节、可否预付等方面，至多也只认为涉及到军司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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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和籴的渊源、目的、实施时间与地区，宋德熹整理各学者的论点，并表列比较之，见《陈寅恪中古史学探研——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为例》，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页129～146。

卢向前、杨际平认为唐前期的和籴主要是人民自愿的，卢开万则认为具强制性。见卢向前《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文书看唐前期和籴的一些特点》，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307～316；杨际平《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前期的和籴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1，页14～18；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6，页56～59。

丸桥充拓《唐代关中和籴政策と两税法》，《古代文化》51：7(1999)，页40～42；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906～908。

王永兴《伯三三四八背文书研究》，收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页159～164；杨际平《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页28—31；郑学檬《从敦煌文书看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收入《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327～331。荒川正晴《唐代敦煌に於ける籴买について》，收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8(1982)，页193～198。

的问题。但为何豆卢军会计牒中，仅交籴有利润账，而和籴没有，如果只从价差上去解释，未免把问题太简单化了，或许这其中隐含着某些亟待发掘的官司秘辛。

和籴的进行需具备籴本与剩余谷物两项要件，研究者对此已有着墨，只是往往忽略了籴本非单一来源，也未必出自同一机构，其拨付常因时因境而异，受政局与财税的影响甚大。再者，和籴其实是一种交易活动，尤其常发生在欠缺籴本或谷物的地方，因此政府如何扮演居中牵引的关键角色，使和籴顺利发挥物资调节功能，并使谷物的流通与收购，不受不当管制与不利因素的干扰，都是本篇拟欲探讨的议题。

和籴是唐代财政政策中的一环，与屯田、漕运等共同发挥互补性的粮食供应效能，对於这样一个重要的制度，此处拟从和籴与交籴、和籴的功能与运作法、籴本的来源与演变、和籴与商业等几个问题着手，以补充前贤未尽之意。至於历来研究者鲜少注意的管理监督问题，本文限於篇幅，将在另文《唐代和籴的管理体系》中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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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綉《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752。

丸桥充拓《唐代关中和籴政策と两税法》，页40～44。

日野开三郎《天宝末以前における唐の军粮田》，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卷一一《户口问题と籴买法》(东京：三一书局，1998)，页327；卢向前《唐代中後期的和籴》，《文史》41(1996)，页35～38。

本文为第六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宣读论文(2003．11．6)，将收入该会之论文集。二、敦煌文书中的和籴与交籴和籴是一种政府向民间徵集粮食的方式，唐代初见於贞观四年(630)代州都督张俭以之充边储，继之有数件贞观十四年、二十三年的太仓和籴粟窖砖，[10]但似乎都用来供边军粮食。[11]则天证圣元年(695)三月二十一日敕：“州县军司府官等，不得辄取和籴物。”则边区、京畿等地的某些州县可能也在实施和籴制度。[12]然唐前期的和籴主要仍行於沿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治通监》卷一九三，台北：世界书局，1974，页6082。[10]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四，台北：艺文印书馆，石刻史料丛书，页12ab、14b。[11]卢向前认为可能与平高昌、开西域等军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