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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记忆项目”视角下我国档案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究?

0引言

自世界记忆项目成立伊始，我国便对其发展予以高度重视。一是在行动上迅速跟进，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记忆项目”（MemoryoftheWorldProgramme），旨在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促进对文献遗产的保护和利用，1996年，我国国家档案局就牵头设立“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是较早加入该项目的国家之一，之后又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于1998年合力促成“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的设立，以成员身份为亚太地区文献遗产工作谋发展[1]。二是在政策上持续发力，2020年，国家档案局将“继续参与和组织实施世界记忆项目各项活动，推动更多档案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列入本年度重点工作计划[2]；2021年，世界记忆项目结束全面审查，重启《世界记忆名录》申报工作，在此背景下，国家档案局发布在《“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规划》[3]中写明，“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是未来全国档案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档案学专业人才是推动世界记忆项目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对专业人才的定义，档案学专业人才是具备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并通过创造性劳动带来一定贡献的人[4]。他们是“档案”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而“档案”是建构人类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5]，甚至被直接写入我国文献遗产工程题名；他们是“档案机构”工作队伍的主要组成者，而档案机构是我国文献遗产的主要收藏单位，通过对世界、地区和国家三级名录中各类型文献遗产保管单位数量进行统计，发现档案机构约是其他类型单位的3倍。由此可知，档案学专业人才是我国文献遗产申报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

高校是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中流砥柱，而本科教育则是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初级阶段和重要阶段，理应积极采取措施为世界记忆项目提供后续人才保障。因此，本文立足档案学本科阶段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谋划其优化路径，以期在世界记忆项目背景下，培养出满足世界记忆项目所需、我国文献遗产工程建设所求的档案学专业人才。

1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已有研究者将“世界记忆项目”与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二者相结合进行研究。研究者们普遍认可档案学专业人才对世界记忆项目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认为世界记忆项目和中国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大量档案学专业人才支撑[6]，档案学专业人才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7]。然而，在高度认可档案学专业人才重要性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发现我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建设正面临人才保障不足的问题，文献遗产收藏机构复合型及跨文化交流型人才短缺[8]，高校“象牙塔”式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与社会实践工作相脱节，更加重了结构性和功能性人才短缺的问题[9]。针对这一问题，为提升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研究者们也提出有相应的改进措施，认为可借力文献遗产保护项目培养“融保护”型人才[10]，推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人才的定向培养，采用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的“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11]。

总体而言，关于世界记忆项目和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是将世界记忆项目与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微观层面的专题性探讨和研究成果仍旧较少，研究者们偏向于将其作为“世界记忆项目”背景下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中所用笔墨有限，缺乏深入研究，也缺少针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某一阶段的细化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世界记忆项目”视角出发，聚焦档案学专业人才本科培养阶段，分析现有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摸索其优化路径，培养出适应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尤其是世界记忆项目发展的高素质档案人才。

2“世界记忆项目”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2021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11届会议审议通过新版《世界记忆项目总方针》，成为世界记忆项目新的“规则手册”[12]，世界记忆项目进入新的治理周期，也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2.1要求培养档案学人才的深层次科研能力

《世界记忆项目总方针》（2021）修改前后皆强调，要鼓励在研究和学术领域利用文献遗产作为历史研究的原资料，以《世界记忆名录》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规划》中也提到要促进对入选文献的研究。这是因为文献遗产有其资源属性，但实际效益的发挥还有赖于科研将文献遗产由芜杂的“文字集合”转变为系统的“知识集合”。为此，许多文献遗产保藏单位都积极争取立项，一方面是为文献遗产的资源转化提供官方科研经费保障，二是以文献遗产资源转化反推文献遗产保护，实乃一举多得。然而各类科研立项机会实际“僧多粥少”，档案学人才如果能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自身科研经历，会更加贴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