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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的情境分析

1波普尔和富勒

人们习惯于评估作品和作者的价值。这有时着实有点可恼。但一部著作成为“经典”,难道不也是由于它在某专业圈子或更广泛的读者那里的影响吗?本文的要旨就在于考察波普尔(KarlPopper)和库恩(ThomasKuhn)科学哲学的影响。自两人先后于1990年代中后期去世以后,关于他们的专门著述仍可谓“络绎不绝”。较近的一个例证是2005年英国学者里德(RupertRead)和富勒(SteveFuller)就波普尔和库恩所进行的争论。此争论与本文有关联的一点在于,里德抱怨波普尔的影响依然过大,而富勒则感叹库恩的影响已经超过波普尔。

很难详细评估波普尔和库恩谁的影响更大。波普尔基本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库恩则一身兼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但他对哲学更感兴趣,他是以探讨历史的方式来研究哲学的)。如果对哲学和科学史系科的教员和学生做一个调查,询问他们到底更倾向于谁,我们才能知道谁的拥护者更多。两人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哲学界和科学史界。因此,我们甚至需要调查所有系科甚至社会各界才能搞清两人的影响大小。而这显然不大可能。但我们说库恩影响的范围更大,这看似能站得住脚。《科学美国人》的资深编辑霍根指出,库恩的“范式”概念象病毒一样在整个知识界传播;象“范式”和“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paradigmchange)这样的用语甚至出现在广告用语、公司会议室和美国政府制定的政策里。2010年某直辖市的一重点社科基金项目题目为“从低碳经济到绿色社会的范式转换与草根经验”,应也体现了库恩的影响。

2库恩哲学对波普尔哲学的影响

就两人在哲学界和科学哲学界里的影响看,从历史上看,波普尔受到的抵触似乎比库恩稍大。据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彼得·梅达沃100的自传,“相当一部分哲学家妒忌波普尔,他们到处搜集他的缺点,竭力吹捧那些与波普尔观点不一致的哲学家,尽管有时那些人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1950年,哲学学者施特劳斯(LeoStrauss)和沃格林(EricVoegelin)联手封杀了波普尔,阻止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在同时代的“大哲学家”里,罗素(BertrandRussell)看似对波普尔(至少是波普尔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态度最为积极,欣赏波普尔的还包括艾耶尔(AlfredAyer)、卡尔纳普(RudolfCarnap)、亨普尔(CarlHempel)等人。而美国哲学学者罗蒂(RichardRorty)对库恩评价很高,称库恩是“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以英文写作的哲学家”。但库恩在其文章“是研究的逻辑还是发现的心理学”里称他和波普尔“在当代科学哲学家当中同属于一个少数派”则表明二者曾经具有的影响。

从现实的情况看,波普尔看似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陆(特别是东欧)影响较大,库恩似乎在美国影响更大。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能找到的关于波普尔或库恩的文集或专著可看出,倾向于波普尔的美国作者相对要少得多。以探讨库恩哲学的文集WorldChanges:ThomasKuhnandtheNatureofScience为例,该书有10个作者(除库恩以外),总体上都倾向于库恩哲学,其中9个在美国执教,1个是英国学者。文集ThomasKuhn共12位作者(他们都多多少少赞成库恩哲学),其中9位在美国任教,2位在英国任教,1位是丹麦学者。探讨波普尔哲学的文集KarlPopper:CriticalAppraisals,有12个作者,都较倾向于波普尔,只有2人是美国学者,其他作者广泛分布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和土耳其。纪念波普尔的文集TheSignificanceofPopper’sThought有6个作者,其中3位是波兰学者,1位(即波普尔的弟子和学术继承人沃特金斯)是英国学者,1位(即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ErnestGellner)长期在英国执教而后执教于捷克,1位(即波普尔弟子JosephAgassi)曾分别在美国、香港和以色列任教。较倾向于波普尔及其弟子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的《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的作者查尔默斯(A.F.Chalmers)即是英国人,在英国求学,在澳大利亚任教。2007年捷克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反思波普尔的哲学著述。

波普尔看来在中国科学哲学界影响更大(中国科学哲学学者往往兼治科学史)。范岱年、江天骥等中国学者曾经与西方学者合作出版文集PopperinChina,探讨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刘华杰近来也曾撰文,高度称赞波普尔本人及其哲学思想。如果强迫中国科学哲学学者在两人中只选择一个他们更欣赏的人,我相信多数人会站在波普尔一边。

欣赏库恩哲学的“大科学哲学学者”至少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