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民族融合与州县建置.docxVIP

辽朝的民族融合与州县建置

辽朝建立前后，在不断征服周边民族的过程中，他把周围的民族置于契丹及其广大地区，并将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各丹省。他和契丹各部门都住在同一个地方。辽朝徙民州县的建置,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始,至辽圣宗耶律隆绪末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除南京、西京两道沿革唐五代州县建置略有变通外,上京、东京、中京三道州县基本上是徙民所置。辽朝这种大规模徙民置州县,推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对辽代乃至中国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诸北方农业文明的兴起,辽代一国而两制的治国方略的产生及其北方民族区域文化的形成,无一不与徙民置州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一、辽朝在三个首都的都城和通俗县的建立

1、徙民州县的形式

辽朝徙民建置州县,始于上京道。上京道地处潢水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世为契丹诸部畜牧生息之地。十世纪初,辽太祖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成为雄居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遂专意征讨,开拓疆土。自对外征伐以来,不断俘虏或强行迁徙外族人口于契丹本土。有关俘虏,迁徙周边民族人口的材料,辽代史志多有记载,以太祖太宗两朝粗略统计,达数十次之多。每次少则数百户,多至数万户。如唐天复二年“太祖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①1唐天祐二年,阿保机“进击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②1辽神册元年,阿保机“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③1神册六年,太祖“分兵略檀、顺、安远、三黄、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④1

如何安置大量的内徙民族,采取何种统治形式,契丹统治者初时采取两种方略:一是听任契丹军事头领在征战过程中把俘获的人口私置州城,谓之“头下军州”。二是“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⑤2即置于辽政权直接控制下的普通州县。辽初,两种形式确实并行一个时期。但随着汉、渤海等民族的大量徙入,前种“头下军州”的形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辽王朝统治。头下州的不断增加,不仅使辽国境内民族矛盾日渐尖锐,同时也不利于辽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在此种形势下,建立封建化的普通州县制则成为契丹政权所能选择的唯一途径。头下州则降为一种补充手段。据《辽史·地理志一》诸州县条目所列,上京道所辖军、府、州、城二十,⑥3县三十一。其中二十七个县《辽史》中明记是徙民所置。另有临潢府之兴仁,庆州之孝安、泰州之乐康、永州之慈仁四县,无确切记载。四县条下既无民族,亦无迁徙地。笔者认为虽无确切记载,此四县肯定亦为徙民所置无疑。四县所属之府州,均是契丹诸部驻牧旧地。在辽朝向外征讨以前,绝不会有汉族及渤海人的存在。只是四县之民族归属是值得思考的。兴仁县为临潢府直辖十县之一,位于上京东门之南,北界潞县,南临宣化县,东与永州义县毗邻。建置时间为圣宗开泰二年。其人户来源盖为汉人、渤海人。据《辽史·地理志一》潞县条下记:“太祖破蓟州,掠潞县民,布于京东与渤海人杂居。”宣化县条下记:“太祖破鸭绿府,尽徙其民居之南。”兴仁县地处三县要冲,又濒·来流河,土地肥美,适宜农作。因此,三县人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自然迁居这个自由之地耕作生息。至圣宗朝,在此置县成为事实。庆州孝安县条下无记载。但庆州州治条下却记:圣宗死后,兴宗遵遗命,葬于此,“置蕃汉守陵户三千”。又相邻富义县条下记:“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据此推之,孝安县民户是渤海、汉人。泰州乐康县条下记:“倚郭”。说明紧靠泰州城治。而泰州条下记:“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可见泰州城及其属县乐康则是通化州的移民,然辽代史志却无通化州的另外记载,故其民族所属不得而知。永州慈仁县条下记:“太宗以皇子只撒古亡,置慈州坟西,重熙元年,州废,改今县,户四百。”可知慈州是为守皇子只撒古墓地而设,其四百户必为迁徙而来。据永州辖另外两县记载,均为渤海人,因之,慈仁县为渤海移民是最有可能的。

在上京道三十一个徙民州县中,从民族结构上看,以汉人、渤海人为主,杂以党项、吐浑、女直、回鹘及其契丹诸宫帐括落户与提辖司户。其中以渤海人置县十七,以汉人置县四,汉渤海户杂居县六,党项、吐浑杂居县一,汉人、女直人杂居县一,括落帐人户和提辖司人户县二。上京道诸州县的建置时间,有二十六县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其中太祖一朝建置的最多,为十二县。太宗德光朝建二县,太祖迁民而世宗置二县,圣宗朝置七县,兴宗初置三县。

关于徙民州县的户数,《辽史·地理志一》所记是“户三万六千五百”。这个数据颇不实际,与《地理志一》州县条下累记的五万五千户自相矛盾。⑦4即使这个数据也不符合辽朝上京道徙民州县的总户数,因为有上京城和九个州治、六个县无人户记载,若以平均千户计算,这些州县绝不下二万六千户,加上原有统计的五万五千户,可达八万一千余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