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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统论的价值观念与日本史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是西方思想文化之外最显著、最具特色的政治历史概念。说它是政治观念,因为“正统”往往成为中国古代各个政权在政治斗争中的旗帜,有利于争取人心、凝聚力量;说它是历史观念,因为“正统”与否,是从历史的概括、总结中提出的判断,而各个政权争夺正统名分,实际是归宿于历史地位、历史价值的判断。这种正统论观念融入传统史学的肌体,成为中国史学中最显著的思想要素,而且传播东亚,对日本等国的政治与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唯因区域、民族、社会历史的具体条件不一,中日两国“正统论观念”也就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考察这种异同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

一、东汉后期的统领思想

在中国,正统论观念何时形成?学界尚无确定说法2。其实这种思想的发展,乃是渐形渐著、逐步深化与扩展的,在其发展进程中,有几个关键的环节值得注意。

战国后期,在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阴阳家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论”,即以五行的木、金、火、水、土各代表一“德”,套用五行之间的相胜关系,将大跨度的历史变化和朝代更迭解释为“五德”的交替循环。这种历史观具备恢宏的视野、博大的气度,因而对古代政治文化造成极大的影响。从“五德终始论”中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推论:一个政权,必须占据一“德”的地位,方为合理合法的政权;同一时代,只能有一个占据五德之一的政权。这正是后来“正统论”思想的基点。

西汉武帝时期,汉朝达到统一、强盛的国势,思想家董仲舒发挥《春秋公羊传》观点,倡导《春秋》大一统论及天人感应学说,将一统天下作为政权受命于天的条件与象征,对历史正统论的产生起了催化的作用。此后,汉代学者好以五德相生说或五德相胜说议论政权更迭,多讴歌汉朝的历史地位。例如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书·郊祀志》言“刘向父子以为高祖始起,著赤帝之符,旗帜遂赤,自得天统”。据《后汉书·班彪传》,班彪《王命论》称汉朝承接帝尧之统。班固承袭其父思想,所著《汉书》以歌颂西汉为宗旨,且于《典引》一文赞汉高祖、光武帝“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卷48),可见东汉初期,关于“正统”概念即已形成。

东晋时期史家习凿齿著文论“晋承汉统”,否定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认为“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卷82,《习凿齿传》);认为晋朝应承接汉朝的统绪,将曹魏排除正统政权的序列之外。为此,他还撰写编年体史书《汉晋春秋》记述汉末至晋朝的历史,以实践其说。在曹丕篡位之后用刘备政权的年号纪年,以刘备政权为汉朝遗绪。虽然他的议论当时影响不大,但在正统论观念的整体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在:第一,这恰好触及正统论面对历史的一个焦点,即三国时期哪一国应为正统政权,引起后世不同观点的争论;第二,习凿齿不但议论,也实际撰史,自觉地用正统论观点改写历史著述。从此,正统论观念主要表现于史学领域,而成为多数史书贯彻的历史思想。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连撰正统论之文七篇,认为:“《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卷59,《原正统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卷59,《明正统论》)这是他正统论思想的基本点,即必须实行儒学正宗的王道,同时达到天下一统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正统。欧阳修将正统观念提高到理论性的论述层次,导致后来的广泛关注。宋元明三个朝代,撰文论议正统者,风起云涌,各持所见。

在正统问题的纷纭聚讼中,理学家朱熹编纂《资治通鉴纲目》一书,通过《凡例》提出“凡天下混一为正统”的标准,认为宋朝以前周、秦、汉、晋、隋、唐是正统政权,同时主张尊王贱霸、内中华、外夷狄。他反对司马光《资治通鉴》在三国时期以曹魏年号纪年的做法,确认刘备政权仍为东汉的继续。对其他各朝各君主,皆用特定书法表达褒贬,构成以正统论观念为主导而系统评判历史的史学体系,影响极其巨大。南宋至明初编撰或修改史书,多参照《资治通鉴纲目》的范例。但明代中期之后,华夷之辨更加升温,不承认元朝正统的舆论渐成主流,“天下混一为正统”的标准退居其次。

清朝建立之后,华夷之辨思想成为反清社会力量的精神武器。雍正年间,书生曾静等人欲图说服清朝将领岳钟琪反清,这本来属于政治谋反事件。但雍正帝将之导向文字狱案件,宽免曾静等人死罪,矛头指向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的已故学者吕留良。他发布长篇上谕,辩论华夷以及正统问题。其主要论点是:所谓“华夷”,不过是地域不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不能以华夷判别正统或非正统政权。况且随国家版图扩大与伦理教化的推行,以往的外夷地区,今多成为礼仪之乡。大一统政权是绝对的正统政权,无论君主是哪一民族。君为臣纲是最高原则,目无君父,即为禽兽(下册,P925-933)。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