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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后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化 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的财政收支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学者何烈把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朝财政的变化分为五个时期:因袭期(1851～1852);崩溃期(1853～1855);转变期(1856-1860);复苏期(1861～1864);定型期(1864～1874)。也就是说,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的财政收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制度上都不能继续恪守祖制而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甲午战争以前同治、光绪两朝的财政的变化。一是财政的收支规模和结构,一是财政运行的制度,最后再谈一下与之相关的会计科目的变动。 清代清代的财政概况 在全国内战结束之后,为了迅速摆脱财政的窘迫状态,应付正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和国内的自然灾害,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筹款措施,使得财政规模继续了太平天国时期以来不断扩大的趋势。 光绪六年,户部因新疆国防吃紧而拟定十条筹饷办法:(一)严催各省垦荒;(二)捐收两淮票本;(三)通核关税银两;(四)整顿各省厘金;(五)严查州县交代;(六)严核各项奏销;(七)专提减成养廉银两;(八)催提减平银两;(九)停止不急工程;(十)核实颜缎两库折价。 光绪十年,因中法战争,户部又提出开源节流二十四条办法,开源节流各十二项。其开源各条有:(一)领票行盐酌令捐输;(二)整顿鹾务;(三)就出茶处所征收茶课;(四)推广洋药捐输;(五)推广沙田牙帖捐输;(六)烟酒行店入赀给帖;(七)汇兑号商入赀给帖;(八)划定各项减平减成;(九)严定交代征存未解银两并严定交代限期;(十)严催亏空应缴应赔各款;(十一)入官产业勒限变价解部;(十二)酌提漕粮漕规盐务盐规余款。 光绪十三年,因黄河在郑州决堤,户部提出了筹备河工赈款六条办法:(一)裁撤外省防营长夫;(二)暂停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及炮台各工;(三)变通在京官兵应领各米;(四)酌调河南附近防军协同工作;(五)捐输盐商;(六)预缴二十年当课及汇号捐银免领部帖。 以上只不过是户部在财政紧急的情况下采取的筹款措施,其他零星出台的增收节支的措施还为数不少。 由于大规模内战的结束,虽然整个国家还处于百废待兴、外患不断的困难时期,但清朝财政毕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稳步增长。同治、光绪两朝与道光年间财政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收支规模扩大了。道光年间,户部的常年财政收入只在4,200万两左右,而到光绪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到光绪十九年,岁入高达8,968万两。据美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编的《中国度支考》光绪十八、十九、二十年三年的平均收入,估计清政府平均年收入为8,897.9万两。 而在财政支出方面,太平天国以后虽然形势有所好转,但在很长时间内仍未摆脱支绌的局面。1879年6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奏,旧入之款如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等共四千万,今止入二千八百万,新入之款如洋税一千二百万,盐厘三百万,货厘千五百万。旧出款如兵饷、河工、京饷、各省支四千万,今只支二千四、五百万,新有出款如西征、津防两军约一千万,各省防军约一千万,谓尚有赢余。而户部的答复是新增洋税以供机器、海防之用,旧有入款供应支者实无盈余,厘金捐输为西征、各省防军所耗,则国用已不足。这场争论虽然没有对财政的盈绌作出结论,但却透露出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的消息。光绪十年,户部奏称:“发、捻平后,西路、海防两处,用尤浩繁,一岁所入,不足供一岁之出,又十五六年矣。”但当年户部对光绪七年的财政收支根据新定科目重新核实,结果是收入82,349,179两,支出78,171,450两,证实了王先谦的推断。中法战争以后,财政收支继续保持了略有结余的情况,如贾士毅所言,“光绪乙酉,法约告成,兵事幸息,财政之局,为之一变”,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据刘岳云《光绪岁计表》统计如下表: 按照这个统计表,1885～1894年10年间,清朝财政累计结余银共达5,986万两。当然,清朝财政的实际状况并没有象统计表中所反映的那样乐观。刘岳云的统计数并没有包括意外开支,而根据哲美森的研究,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财政准备金。所以,这一时期的财政结余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动则进一步反映了清朝财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田赋、盐课和关税为大宗,其比重以田赋为最大: 由上表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前田赋收入占到清朝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而到同治、光绪年间,田赋收入在清朝财政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了。情况有如下表: 可见光绪年间财政收入中,厘金关税与田赋的收入已基本相同且略占优势。 财政规模与财政收入结构的重大变动,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变迁。 太平天国时期六省漕粮改折本来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国家的货币收入,但与道光年间比较,光绪年间的田赋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只接近道光年间的额征数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