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品：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docxVIP

每周一品：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 南阳汉代乐舞画像石（拓片）， 东汉，长150.0厘米；宽42.0厘米。 1973年南阳县王寨出土。[1]? 原石现馆藏于河南南阳汉画馆。 深度品鉴 该画像石，1973年出土于南阳县（今宛城区）一画像石墓中。该画像石属于东汉早期。该画像石位于一后室门楣左边。画像中，右起一钟悬挂在簴架上，两旁各有一乐人，均以一手扶簨，一手执杖撞钟。向左一大腹便便的赤身俳优叉腰跨步疾走作滑稽表演；中间一娇小玲珑之女性舞者，头顶一类似灯盏之物，一手托一易碎之盘，一手作为支撑，双腿逆势高高举起，单手倒立于橔上；左起一人吹埙，一赤身突腹俳优正在奔跑之中，左手播鼗摇播，右手抛跳12丸；一男子跽坐，双臂展开，作口吐火焰的幻术。整个图像画面是一个大型乐舞百戏场面的浓缩。 文化解读 汉画像石是刻画于汉代墓葬棺椁、祠堂四壁以及建墓构石上的画像。画面中的内容涉及劳动、娱乐、神话、生活等方面，也关乎政治、经济、典章、制度、风俗人情等。汉画像不但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被史学家称之为汉代社会的“绣像史”。而上图中所展示的就是反映汉代社会乐舞生活其一的百戏娱乐状况。然而，这块看似普通的乐舞画像石，百戏画像石画面中，右边挂了一个巨大的青铜甬钟，两旁各有乐人扶簴敲钟。与青铜甬钟合奏的还有左边的一个吹埙的乐人，三人共同和乐伴奏百戏。其画面内容折射出汉代社会巨大变迁的信息，不但承载着汉代社会娱乐的文化信息，更是汉代社会礼乐转型变迁的缩影。一方面，文献中铜钟仍具有礼仪性；另一方面，民俗色彩的画像中，铜钟地位一落千丈，在民间成为百戏配角。那么，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信息呢？ 其一、汉代的礼制乐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八音之中金石为贵，雅乐之中金石为先。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2]在西周时期，金石钟磬不单单是一种演奏的乐器，它承载更多的是其深刻的政治内涵。《礼记》曰：“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3] 可见，金石钟的音乐性能是“乐之末节也”，重要的是其承载的政治用意，体现的就是礼制和等级。 上文分析不难发现，画像中的铜钟无论从数量、排列方式、悬挂方式、以及用乐方式皆不符合先秦礼制的规范。但是迄今为止，还未有汉代帝王墓出土器物的例证。而汉代其它的贵族，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乐悬，从出土实物则为东北两面的判悬。类似情况的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的乐悬，墓中虽然出土了乐舞陶俑和一组十枚的木制编钟编磬，但是其摆放是按照敲击演奏的状态放置的，看不出当时的乐悬位置。而类似马王堆状况的西汉墓葬还有其他一些。只有阜阳双古堆西汉淮阴侯墓出土的陶编钟陶编磬排次序类似于与其身份相近的轩悬。内陆其他的汉墓出土的乐钟也均未说明其乐悬的问题。同时编钟悬挂的排列方式也有差别。这一系列的变化，都进一步说明相对于先秦森严的金石礼制，汉代铜钟所代表的礼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涵上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其更注重的是现实政治意义上的礼制，而非金石钟磬所代表的礼制，先秦以来的观念在汉代正趋淡化。 从文献来看，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汉初，以金石为代表的古礼制雅乐被叔孙通承袭过来，但是历史的久远、时代的变迁，很难使这些楚地草根出身的汉人，对这些体现礼制秩序的古雅乐感兴趣。汉初，就连当时的宫廷大乐官，对于体现先秦礼制的古雅乐，也是“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也”。[4]此情况一直延伸到武帝时，当时河间王刘德好古，认为治理国家非礼乐不成，就向武帝献出自己搜集的雅乐。然而，武帝却“常存肆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 [5]武帝把它存放起来，并不常观赏，只是在关键的礼仪节点，拿来来充充数。其观赏的大部分非雅声，而是民间俗乐百戏。 但是，汉初的统治者所实施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对这种以儒家金石雅乐体现的礼制的管制是较为松散的，并不是很严格。“王者未作乐时，因先王之乐教化百姓”，[6]金石钟磬只是作为象征性的先王之乐而存在，其实用性并未被有效地迄及和使用。但是鉴于汉初国家的休养生息，这些制礼作乐之事一直到了武帝时才得以被重新提及。武帝时，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制礼作乐被重新提及。然而，此次作乐对于铜钟为主要载体的礼制之乐更是雪上加霜。 《汉书·礼乐志》则很好地记载了此次礼制变迁：“（元鼎五年）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洛论律吕，以和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祀至明”。”[7]文中，武帝“定郊祀之礼”的用乐，不是建立以铜钟为主要载体的雅乐设制，反而另起炉灶“乃立乐府”，确立了新的宫廷用乐，更重要的是赵、代、秦、楚等地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