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docx

近代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东南亚与中国接壤。山川相连，嘴唇和牙齿相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周边邻国的传统，建立了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中国历代保存下来的古籍“浩如烟海”, 备受国际学术界的赞赏。中国的各种古籍, 包括正史、官书、实录、丛书等, 堪称研究亚洲邻国的历史、地理、民族、经贸、宗教与文化发展的“无价之宝”。 国际著名的东南亚学家如D.G.E.霍尔等都非常重视中文史籍。陈序经先生说:“欲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 尤其是古代东南亚, 非用中国史料。”1 一、 东南亚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 从近代以来, 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 建立在近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基础上的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新时期。进入20世纪后, 以上海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为起始,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与华侨研究迈入了有组织的阶段, 涌现了一批研究东南亚和南洋华侨史的学者。他们掌握外国语言工具, 利用中国丰富的古籍资源进行考证, 或对西方学者的著作进行翻译校注。他们所撰写的中外关系史、华侨史、海外交通史和史地考证等著作和译作,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术优势, 道前人之未道, 补研究领域之空白, 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近代中国东南亚研究成为国际东南亚学的一支力量,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多汉译学术名著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我国老一辈学者就是这个学派中出类拔萃的人物。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国东南亚史研究获得新的发展。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 我国对亚非国家的研究, 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研究空前加强, 从此我国东南亚史研究进入了更有组织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为当代中国东南亚学有计划地系统研究打下了基础。 中国东南亚研究, 包括史学研究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北京和东南沿海诸省, 研究东南亚的机构在高等学校逐步成立。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东方语言文学系、历史系亚洲史教研室就是中国北方进行亚洲研究, 包括东南亚教学研究的基地。而与东南亚毗邻的福建、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也以大学为依托先后建立了东南亚的学术机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1956年)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 (1959年) 、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东南亚研究所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前身) (1960年)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组 (1962年)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心。中国民间东南亚学术研究团体——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也于1962年成立。在“文化大革命”前, 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已有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队伍。这支队伍既有老一辈的学术带头人, 又有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一批中青年学者, 其中有不少是归国的华侨。上述学术机构均出版了学术刊物, 或定期编印学术资料进行学术交流。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创办《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 1960年更名为《东南亚研究资料》。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出版有《南洋问题研究》、《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季刊) , 并不定期出版《南洋研究所论文集刊》、《华侨问题资料》、《南洋问题文丛》、《南洋问题大事记》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出版有《东南亚问题》、《东南亚历史研究论丛》和《东南亚历史译丛》。它以东南亚历史研究为重点, 出版了多种东南亚历史著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东南亚学术领域内的多数学者主要从事史学研究,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以及华侨史研究是他们研究的主要项目。姚楠、陈序经、朱杰勤、陈碧笙、田汝康和韩振华等著名学者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东南亚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华侨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一些新的中青年学者中也做出了许多成绩。 不过, 当时的学术研究也受到“政治挂帅”氛围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干扰, 一些著作与教材常常片面地突出政治斗争与革命运动, 比较封闭, 缺乏对外学术交流。1966年开始 (1966—1976年) 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研究工作陷于停顿。 二、 8年中国东南亚学会委员会的建立 1978年后, 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有了巨大的变化和空前飞跃的发展。在“拨乱反正”的新氛围下, 科学研究出现前所未见的勃勃生机。1979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三十多年来东南亚史学研究步入正规, 发展迅速,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东南亚研究机构 改革开放前,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队伍不到100人, 专业学术团体不过五六家, 主要在大专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政府所辖的研究部门。到20世纪90年代队伍扩大, 拥有了十多个专门研究东南亚或含东南亚研究内容的学术机构, 并有了研究东南亚的民间学术团体, 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人员多达六百余人, 其中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近百人。南方沿海诸省的东南亚研究所恢复或创办起来, 并出版了刊物, 如厦门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