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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在中国和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等东亚国家，19世纪的汉语与通俗语言之间存在着文化关系。这种文化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汉籍研究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版了数百部汉籍整理和汉籍研究方面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汉籍研究的论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部委的资助，而且对汉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1)此外还成立了不少汉籍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在中国的两岸四地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汉籍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交流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一、 “汉学比较”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语境 （一） 域外汉籍研究 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以及东亚各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文献的丰富，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汉籍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等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范式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笔者拟以中日两国的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对此略加申述，以为窥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在文献学研究领域，汉籍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存佚和研究价值。日本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長澤規矩也教授的《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2)和大庭脩通络教授的《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3)为代表，尤其是大庭脩教授，他利用各种进口书籍目录、账簿等对舶载汉籍中的部分重要典籍作了追踪式的研究，理清了各种舶载书目录的关系，奠定了舶载汉籍研究的基础。中国学者踵继民国初年诸多学者赴日本寻访佚书之后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汉籍调查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绍璗教授对日本佚存汉籍调查研究(1)；王宝平教授对清代中日图书交流的个案追踪和编目整理(2)。近期郭真义等研究者，分别编著出版了《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3)、《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4)、《日本藏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汉籍目录》(5)等。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和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与整理，便于摸清汉籍域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为该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一方面着力揭示了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島憲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学的考察》(6)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有黄俊杰的《十八世纪中日儒学异同试论》(7)、陆坚等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8)、王勇等主编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9)、严绍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10)、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11)等。 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东亚地域的汉籍研究，研究者不仅发表了大量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专著，而且还出版了诸多专题性的著作、(12)综合性的论文集和研究丛书，如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在域外汉籍研究中，许多学者还申报主持了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课题，如张伯伟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博士主持的“‘舶载书目录’研究”，这些课题均为国家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一整合型研究课题，在他的主持下仅在大陆以此课题名义出版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达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还开展了有关汉籍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开了“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与中日交流”座谈会。同时，创办了专门性的连续出版物，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有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成为动态反映域外汉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园地；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的“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书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域外汉籍研究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献研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了“中日比较文献学研究”（含日本汉学与汉文献研究）等课程。 （二） 日本学人对汉籍的影响 中古以降，中国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趋隆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