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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一 日韩经济指标变化 在许多经济结构失衡中，第一或根本结构性缺陷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不平衡。 近十年来, 在按支出法核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 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 投资率长期维持在42%左右的水平, 净出口所占比例快速大幅提高。形成了高投资、高净出口、低消费即“两高一低”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由于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最终消费不振, 中国近十年来的高增长基本上是“出口推动、投资拉动”的。 国民收入如此支出结构, 是同期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近国家中颇为罕见的。1依靠出口拉动、投资推动的高增长一旦外需萎缩, 将会出现何种情景?曾经实行过与我国相近的外向型、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日本和韩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与GDP支出结构变动轨迹值得注意。 日本经济高增长时期的GDP支出结构的变化趋势与近期中国颇为类似。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 韩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人均实际GDP快速增长。 实行两头在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日本和韩国, 在其经济高增长年代, 经济高投资和高出口特征十分明显, 同时, 居民消费率迅速下滑。随着高增长带动了这些国家收入快速增长之后, 居民消费率的下滑态势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 但是始终回升乏力。亚洲金融危机剧烈冲击了日韩等出口导向型经济。近十年来, 尽管日韩两国当局竭力扩大内需, 但是, 事与愿违, 其出口增长模式并未成功实现转型, 投资率持续下降了, 居民消费率却未能相应稳步回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更使长期内需不振的日韩经济雪上加霜。 一国——尤其是大国——的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依靠外需拉动。没有最终消费需求, 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 投资需求也不能持久扩张。因此, 在两头在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成功地使本国经济起飞之后, 如何使GDP增长更多转为本国居民收益, 增长动力更多来自国内, 来自居民消费, 既关系到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更关系到增长的终极目标与意义。 二 从粗放向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一种主要依靠增加劳动与土地、自然资源投入, 较少增加资本与技术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是一种通过较多增加资本与技术投入, 较少增加劳动与土地、自然资源投入, 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土地利用率、自然资源利用率实现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 粗放型与集约型经济增长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评价。大体是贬前褒后。事实上, 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自有其形成的条件。在不同的资源约束条件下, 人们理性地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是实现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 都有存在价值, 无所谓此高彼低之说。问题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 选择哪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更为符合特定的资源约束条件, 更能优化资源配置, 取得最大收益。 对外开放引进的第一批外资, 首先选择了大量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及土地, 节约资本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 绝非偶然。这是当时条件下外资的理性选择, 也是沿海开放地区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经济增长的方式。因此, 改革开放初期, 开放地区选择引进外资, 加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是粗放型的, 但却是一种合理选择。它优化了沿海地区的资源配置状况, 使经济得到迅速增长, 居民收入水平也因此有了较快提高。 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动趋势, 会使发展初期曾是经济合理的粗放增长方式逐渐失去合理性。劳动力和土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上升, 将使企业家更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和土地, 采用新技术, 加强管理, 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土地利用率、自然资源利用率实现扩大再生产与经济增长。也就是说, 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作用下, 由于要素比价变化, 经济增长方式自身是会逐步地从粗放转向集约的。 这个轨迹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得到了体现。 从1960年到1990年, 日本单位劳动实际GDP快速增长, 1990年达到劳均51088美元, 是1960年的4.5倍。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单位劳动实际GDP的快速增长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 至2000年, 韩国劳均GDP水平比1970年提高了4倍, 同期中国台湾地区提高了5.5倍。进入21世纪后,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劳均GDP水平增长有所放缓, 2007年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1.1、1.2和1.18倍。在存在着劳资工资争议集体谈判机制条件下, 劳均GDP水平是决定劳动力价格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 这些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都出现了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它一方面为这些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成本上涨迫使资方用资本及技术替代劳动,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