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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春节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 我们的时代被称为“开放时代”，这一定义与中国人民对外来文化的热爱一致。该市的进口产品也很受欢迎。其中，除了代表外国消费文化的外国汽车、外国快餐、外国葡萄酒、外国香烟等新潮流外，还有一些外国节日，如节日、季节和秋季。从大众媒介的角度来说,母亲节在内涵上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颇为契合,近年里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的新闻导向刚刚开始流行,但势头不盛;情人节、圣诞节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是冲突的,受到媒体较多的非议,但流行势头颇为兴盛。各种洋节在中国的处境可能不尽相同,可是,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共同反映了当代中国的节日框架的重构的一个侧面。本文仅以圣诞节的流行为例,对这一侧面略加论述。 一、 节庆与宗教生活 自从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踏上中国领土,基督教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到晚清以迄民国时期,租界、通商口岸以及大大小小遍布全国各地的教区都是风行基督教文化的空间,加上“崇洋”心态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定势,各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便利,其中不乏“风靡”的效应。圣诞节在民国时期已经相当流行,以至有人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评说,“昔之风俗,冬至日献袜履于舅姑,今日但知有圣诞节,不知有冬至,但知有圣诞老人赠儿童玩具之袜,乃至新妇多不愿有舅姑,遑知有献袜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发动的历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文化进行严格的整肃,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文化的清算异常彻底,结果,圣诞节完全退出了公众生活。尽管中国的社会生活根本找不到圣诞节的踪影,然而,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来说,仍然有一些途径使他们对于圣诞节怀有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好奇,如党和政府挑选出来教育青少年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别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所呈现的圣诞节幻象是如此美丽;大量抗美援朝和援越反美的小说和电影经常反复一个模式,过圣诞节对于美军士兵似乎有某种神奇的精神作用,以至美军司令官总爱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斗”来鼓舞士气(当然都以失败而告终)。圣诞节在中国人的行为层面消失了,但是在信息层面仍然以这些特殊的方式传承着。 现在看来,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在文化上的意味是思想价值的多元和文化资源的多源,其中一种重要的表现是各种宗教的复兴。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等诸教派)的复兴在八十年代后期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圣诞节的传播发挥了推动作用。我们从近几年的圣诞节对北京天主教南堂和北堂、北京基督教会海淀堂的观察看到,圣诞夜礼拜的参加者和旁观者盛况空前,算得上是九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种群众集会。外地大城市圣诞夜也是这番景象,例如,一位记者介绍1993年某海滨大城市圣诞夜的盛况时说:在市中心的天主教堂,人像潮水一样涌入,又像潮水一样退下,由于人数太多,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教堂中央站一会儿。从入夜到凌晨三时,就这样一浪一浪地翻腾着。保守地估计,人数不下十万。 中国的基督教徒在1988年已经超过800万,在九十年代又有显著的扩大,不仅在大城市,而且在许多乡村也形成了可观的阵容。我们仅从河北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办的报纸《信德》的一期(第20期,1993年12月1日)来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北和内蒙有4个乡村举行重要的宗教活动,参加的教友分别2千人以上,其中就有3次活动是新建教堂的开堂典礼。教徒多,把圣诞节作为宗教节日来过的人就多;教徒分布广泛,圣诞节的社会影响面就大。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圣诞节并不限于各地教徒的圈子之内,而是涉及到极其广泛的范围,早已成为时令性的流行现象,即非教徒参与的节日现象。我们知道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但是,我们在此更关心它作为社会流行现象的一面。 作为流行现象,圣诞节主要活跃在城市地区,而以与旅游、教育、商业和服务业有关的群体为盛,其中,受过中、高等学校教育的人大多都会或多或少地卷入。他们参与圣诞节的方式主要有圣诞夜礼拜的观礼,圣诞舞会和圣诞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圣诞夜到各地教堂旁观宗教仪式的人不断在增加,一些班级和宿舍的同学甚至相约集体前往,这种活动的形式和规模逐渐趋于稳定,正在成为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盛事。圣诞舞会是各种娱乐场所大张旗鼓做生意的良机,并且在各大学已经成为新的校园风俗,每年必办。至于圣诞卡,届时充斥街市,除了大小商场把它们作为时令热门商品之外,更有无数的地摊摆在街头和校园,城市人口、在校学生大多要与圣诞卡打交道。 二、 学生的完善卡 如前所述,中国近些年圣诞节的流行因素主要是圣诞礼拜、圣诞舞会和圣诞卡,其中,我们对圣诞卡的流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其原因一是在于圣诞卡的流行范围最广泛,二是在于圣诞卡的调查研究在操作上比较便利。圣诞夜礼拜和圣诞舞会受时间限制(只有一个晚上),空间限制(教堂、舞厅的地方有限,对一些人来说还存在交通问题)、观念和习惯的限制(参加圣诞夜礼拜通常需要